二战时期英国的新闻宣传与审查

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主要参战国。战争破坏了原有新闻传播体制和发展进程，新闻媒体卷入战争之中，在新闻报道上，宣传本位取代新闻本位；在新闻内容上，弱化了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更加注重新闻煽动性。因此，二战时期，新闻宣传领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世界大战”。二战中，英国在对德问题上的“绥靖政策”导致英国战时新闻宣传大打折扣，新闻审查制度备受诟病。本文从英国的新闻宣传和审查政策入手，分析战时宣传审查的经验教训。

　　失败的新闻宣传

　　由于对一战的记忆犹新，英国不想被拖入二战的泥潭。战争初期，英国政府实行绥靖政策，英国新闻媒体也积极配合政府外交政策，在新闻报道上展现出妥协性和软弱性。1938年9月，《泰晤士报》发表社论，公开要求捷克割让土地给德国。随后，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签署后，该报竟于9月7日发表社论说：“捷克割让这一个日耳曼居民区对捷克有利，因为可以使捷克成为更为纯粹的国家。”①

　　随着二战的爆发，英国绥靖政策破产，新闻界因发表不负责任言论损害了公信力，成为二战时期英国新闻宣传的一大败笔。因此，二战开始后很长一段时期，英国新闻宣传受到德国压制，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很难发挥作用。

　　相比之下，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新闻宣传是成功的。纳粹德国的很多官员是办报或新闻工作者出身，如戈培尔曾主办过《进攻》晚报。他们深谙宣传之道，进行战时宣传得心应手。德国新闻宣传针对广大民众，动之以情，用断章取义的信息和谎言来蛊惑人心。在广播宣传上，纳粹的宣传很简单，但重复性极高，主题明确，通常使用很容易被海报或报纸采用的标语，并注重以情感人，如要对祖国或领袖忠诚，为赢得战争不惜流血牺牲等等。②

　　失败的新闻审查

　　二战时期英国的新闻审查可以用“粗暴严”来概括。一方面，政府通过法令形式对新闻审查加以确定，为其披上合法外衣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经济管制方式从经济上限制报纸发行和发展。

　　1.政策管制

　　二战爆发后，英国恢复了宣传部，发表官方新闻，并对邮电和新闻实行检查。1939年9月4日，随着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和英国对德宣战，英国恢复了一战中创设的新闻部，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之一，新闻部履行指导新闻宣传与实施新闻检查双重功能。英国政府还于1941年8月成立了专事对敌宣传的政治战执行委员会。

　　为了保证战斗士气和国家战时政策有力执行，1940年英国政府签署并颁布了2D法令(Regulation 2D)。法令明确规定：内政大臣有权“禁止任何发表‘意在煽动反对国王领导的任何战役’的材料之出版物”。同时剥夺了遭禁报刊向法院投诉或申诉的权利。③随后，政府利用该法令查封了共产主义报刊《工人日报》和《本周》，打着鼓舞士气的名义，用来“封住共产主义报刊的声音”。④“2D法令”极大地限制了新闻自由和政治民主性，在自由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英国，“2D法令”备受诟病。舆论认为这两家报纸的查封是当时英国政府反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指出对它们的查封部分是由政治偏见所驱动的，而并非简单地出于对这两家报纸影响公众士气的担心。⑤最终，“2D法令”因声名狼藉被停用。

　　2.经济管制

　　二战时期，英国政府对新闻宣传采取的另一项管制措施是经济管制。1940年，英国用立法形式对新闻纸实行配给制度；1942年进一步限制了报纸刊载广告的篇幅比例。通过实行新闻纸配给制度和限制广告刊载发行的方法，新闻用纸减少了1/3，政府希冀通过控制报业收入的方法控制报纸舆论导向。这种制度最终产生的结果与政府的设想大相径庭：一方面，它促进了激进报刊发展——由于广告占用版面有限，广告商不得不寻找更多报纸投放广告，原本很难获得广告的地方小报和激进报刊获得了很大发展。另一方面，新闻纸配给制度削弱了报纸两极分化，使通俗性报纸公共事务内容比例大增。因此，经济管制措施没有真正起到政府所希望的限制言论、引导舆论的作用，反而使报刊取得了摆脱经济控制的意外效果。

　　与英国相比，纳粹德国的报刊审查更为粗暴却更有效。首先，查封进步报刊，使新闻业完全掌握在纳粹政府手中；其次，纳粹德国建立法西斯新闻统治机构，新闻媒体失去自主性，按照宣传部的要求进行报道；第三，制定“编辑人法”，限制从业人员资格，新闻工作者不能干预新闻言论。在纳粹德国严格的审查制度下，新闻业成了纳粹政府的传声筒和帮凶。

　　综上所述，二战时期英国战时新闻宣传和审查都是失败的，没有成为军事斗争的有力辅助手段。新闻媒体在战争中被纳入战争轨道，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独立自主地位，成为宣传工具。新闻媒体甘愿充当本国政府的宣传员、为政府背书，原因在于这既是媒体生存的要求，也是爱国主义情怀使然。

　　经验教训

　　通过对战时英国的新闻宣传和新闻审查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探讨和深思的问题。

　　首先，新闻工作者首先是记者还是公民？战时新闻报道是政治利益、爱国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相互博弈妥协的产物。英国在战争期间的新闻宣传和审查，体现了爱国主义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博弈冲突。在战争年代，新闻不存在完全的真实与客观，作为依附于国家的新闻媒体，新闻记者在职业和国民角色认同中，选择了首先是国民这一身份。因此，大战期间新闻专业主义让位于爱国主义，完全合格、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新闻记者和媒体是不存在的。和平年代的大部分时期，新闻宣传和审查是可以和平相处、相辅相成的。但是，当面对突发情况和违纪情况的时候，到底是秉持新闻专业主义还是服从宣传需要，成为一个两难的抉择。因此，“先做记者还是先做公民”这一问题也成为萦绕新闻记者心头难以抉择的问题，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这场关于职业道德和个人伦理的斗争一直持续着。

　　其次，在新闻报道上，不能一味粉饰太平，要遵循新闻规律，做到平衡报道。新闻的价值在于客观真实地报道事实。战争时期新闻宣传报道手法极具煽动性和号召性，这与战斗需要和国家需要密不可分。和平年代，媒体进行新闻报道时，要注意避免新闻报道手法滥用，摒弃宣传本位，坚持新闻本位思想。新闻报道要遵循新闻规律，客观全面，不能报喜不报忧。因此，要在真实报道新闻的基础上，做到全面平衡报道：既要看到新闻事件的积极方面，也要注意新闻事件背后隐藏的消极方面，让公众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价值判断。

　　第三，在新闻审查上，战时新闻宣传和审查是特殊时期的极端产物，不能应用在和平年代。和平时期的新闻报道要回归理性，回归专业化，回归新闻本位；要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等原则。新闻审查也要遵循新闻自由的原则，给媒体足够充分的话语空间，不能通过严苛的新闻审查钳制舆论，保障媒体的新闻自由。总而言之，新闻工作者要切记，无论任何条件或环境下，媒体的生命力都来自公信力。即使在战争年代，一旦谎言被揭穿，媒体的公信力必将荡然无存。而在和平年代，更应该注意对媒体公信力的维护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