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组建的陆军第76集团军机关官兵来说,2017年有两个春天。 第一个春天,大部分官兵是在关中平原度过的。宽敞整洁的部队大院里,一场春雨刚刚光顾,满眼都是新绿。周末时,他们带上家人去附近的后山上踏青,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 第二个春天则是在西部高原开始的。按照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命令,陆军第76集团军在西部高原调整组建。当官兵们带着征尘赶到营区时,路边的树光秃秃的,晚上天空还飘起了雪花。直到一周后,树枝抽出新芽,春天才算到来。 刚到的几天,许多官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头晕,血压升高,晚上睡不着觉。”一名上校说。即便如此,在两个春天之间,全体官兵仅用9天时间,完成了集团军机关运转需要的全部条件,“就像打了一场硬仗”。 这些官兵被称为奠基人、拓荒者。“在13个集团军中,76集团军依托基础最薄弱、驻地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苦。”该集团军军长范承才说,“谱写历史的序幕已经拉开,每个人都是执笔人,都是创作者。” 再见,群众路 调整组建命令下达时,原21集团军勤务保障分队战士王忠智正在休假,准备假期结束后把妻子带到部队驻地,没想到,假刚休到一半就接到了召回电话。 炊事班长张则刚的爱人从四川老家到单位看他,没住几天,移防命令到了,他立刻把爱人送上火车,着手为先遣保障做准备。 30岁的宣传处干事张二恒,原本计划今年“五一”结婚,移防搬迁的消息传来,他和恋人决定把婚期推迟到国庆。一些刚刚在部队驻地买房的士官和干部,也搁置下装修计划,投入到移防工作中。 对于这些官兵来说,移防搬迁命令就像一声号角。号角一旦吹响,他们就要投身到改革的洪流中。 在原集团军机关楼里,所有的办公室都在整理物资,装箱打包。“每一个箱子上都贴着物品明细,筹备组要求清查建账,确保账物相符。”集团军财务助理郑永亮说。 几辆物流车驶进营区,满载物资后又汇入路上的车流。除此之外,这座大院和往常一样平静,没有人发现,一支在这里驻守48年的部队即将移防。 没有欢送大会,没有封路限行,集团军机关人马分3批在夜幕中静悄悄地离开驻地。 “这么大的部队走了,驻地老百姓都不知道,以为去执行任务了。”王忠智说。 卡车在大院里装物资时,报道员王佑年背着机器在营区来回拍摄,许多散步的军人家属向他投来好奇的目光。直到1个月后,当所有官兵都已在新营区扎根,一段名为《再见,群众路》的视频发布时,这些家属才反应过来,这个小伙子是在用镜头向军营告别。 这段5分钟的视频运用了大量的延时摄影拍摄,人流在镜头前匆匆而过,高大的办公楼、营房岿然不动,“有种沧桑感。”王佑年还改编了歌曲《成都》的歌词,配合着画面,看哭了许多人。 “就是一种情怀吧,想给大家留下点东西。”他说。 短短一天内,《再见,群众路》的视频点击量超过了10万,有100名粉丝在后台留言。“和平年代难免伤感,但作为战斗集体,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我们的天职。”一名粉丝说。“四十八载群众路,一路兼程;未来强军兴军路,一路高歌!”点赞最多的留言写道。 在依依不舍中,几百名官兵收拾好行囊,向700多公里外的高原进发。 把指挥旗插在西部高原 3月中旬,由25名成员组成的筹备组最先进驻位于西部高原的新驻地——某部营区。几天后,运送物资的队伍也陆续到达。进驻的官兵们很快发现,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捉襟见肘的局面:该单位营房数量少、基础设施较差,要容纳一个集团军军部机关,困难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在营房紧张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先给我们腾出了5栋营房。”筹备组成员黄洋介绍,由于住房紧缺,筹备组决定,团营职干部3人合住一间34平方米的士官公寓,营职以下干部14人合住一间士兵宿舍。 走进宿舍,几张床紧挨在一起,旁边是一排内务柜,干部们的脸盆整齐摆放在床下。晚上,大家躺在上下铺上开玩笑:“入伍十几年,又当了一回新兵。” 办公场地同样紧张。拥挤的办公室里摆放着绿色的野战桌椅和野战资料柜,屋里除了暖瓶、扫把、簸箕,再也没有多余的物件。“没有购买新的桌椅,打印机里的纸也要双面使用。”财务助理杨昆说,“我们移防搬迁的原则之一是节约。” 保障几百人吃饭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临时担任司务长的张则刚告诉记者,十几名炊事员每天早上5点40分起床,“一天不得闲,三四个人要揉近3000个馒头”。 但没有人抱怨条件艰苦。人手少、任务重,距离军委规定的集团军机关成立时限越来越近,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高速运转。3月底,集团军副军长曹均章的父亲去世,两天后他就脱去孝衣换上军装,从老家匆匆返回投入工作中。 “组建集团军机关,最关键的是战备值班室和通联系统的建设。”筹备组副组长、集团军副参谋长赵建宏介绍说。作战值班室和通联系统就像人的大脑和神经,只有建立起这两套系统,集团军机关才能通畅地指挥所属部队。 “古人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是兵马未动,信息通信要先行。”他强调。 然而,要建成这两个关键系统并非易事。“办公楼里没有通信设施,需要自己建,作战值班室原来就是一间会议室,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集团军信息化工作负责人胥宾校说。更要命的是,距离上级指定的时间只剩下短短4天。 “作战值班室的建设就相当于建一个大型网站,要安装服务器、设置参数、进行调试,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不行。”参与建设的四级军士长李德彬回忆,那几天,他们经常是一个人对着几台设备,饭放在眼前都顾不上吃,即使发高烧也只是吞几片药,丝毫不敢懈怠。 “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胥宾校揉着眼睛说。一支负责战备值班室背景墙制作的地方施工队实在熬不住了,中途想要退出,他好说歹说,才劝住对方继续施工。 在如此大的劳动强度下,胥宾校终于带领官兵按时完成了战备值班室和通联系统的应急建设任务,确保了战备值班室要素齐全指挥通畅。3月下旬,上级领导前来检查,高度评价了76集团军的工作,称他们“代表了陆军集团军筹备组建工作的进度和决心,入驻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明天要去哪里,但知道现在要干什么” 刚刚到高原驻地,战士王忠智就感受到了这里和原单位的巨大差异。“气候很干燥,洗漱的时候流鼻血,到了晚上还要穿大衣。”最初几天卸载物资时,不少战士反映容易累,有时会有轻微的头晕。 一次,干部王振兴打篮球,不一会儿就觉得胸闷。于是,他命令连队战士在适应期内不要做剧烈运动,即使系鞋带也不要蹲下,而是把腿抬高弯着腰系,防止头晕。 一名干部在朋友圈中看到,在原来部队驻地的家人和朋友已经相约着周末去看花展,再看看位于高原的营区,“别说花儿了,就连一抹绿色都很难见到。” “从关中平原一下子到西部高原,要说心里没有落差那是假的。”王振星笑着说,“但是大家都在克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财务助理闫琼和丈夫都是军人,长期两地分居,女儿依依刚1岁7个月。“我妈妈身体不好,爸爸还没有退休,不能跟我到高原照顾孩子,公公婆婆又都在老家。”闫琼告诉记者,“说实话,刚听说要改革,我心里很犹豫。” “你是女人,但更是一名军人。”曾经当过兵的父亲一句话坚定了她的决心,她决定带着女儿到高原报到。公公婆婆听说后,主动提出到新单位照顾依依,并提前在驻地附近租好房子。丈夫王瑞也请假赶来,安顿好妻女的生活后又匆匆归队。 “我很感动。”闫琼说,“我的家人们真的是在用实际行动支持改革啊。”现在,她每天都在为财务工作忙碌。一到下班时间,在里屋玩耍的依依就会跑到门口,嘴里喊着“妈妈、妈妈”,迎接她回家。 虽然营区条件艰苦,但进进出出的官兵都情绪饱满,“有种使命感”。王振星说,战士们的军姿更笔挺了,喊口号也比以往更加响亮。 到高原后,勤务保障分队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执勤。“我跟战士们说,76集团军的第一班岗是历史性的时刻,要找一名身材魁梧匀称的战士,结果大家都报了名!”他骄傲地回忆。 最终,连队选出了身高1米82,曾参加过“9·3阅兵”选拔的刘成浩站第一班岗。这个帅气的小伙子把作战靴、执勤装具擦了一遍又一遍,整个站岗期间身姿挺拔,一动也不敢动,“感觉无数双眼睛看着自己。”直到下哨交接完毕,他才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些僵硬,“下台阶要一点点挪”。 不仅年轻人充满热情,老领导也不甘示弱。今年54岁的筹备组副组长赵建宏每天工作到深夜,他和筹备组成员工作经常是连轴转,一个月来几乎没睡过安稳觉。 这次改革还伴随着干部人员的调整。“现在机关干部多、板凳少、坐不下的矛盾十分突出。”该集团军政委张红兵说,“可以说,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一定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担当!”他在全体干部大会上勉励大家。 事实上,许多干部都在用实际行动支持、拥护改革。“一名干部已经确定要交流到青海省省军区系统工作,移防时仍然在大院里组织部队装载物资、组织检查管理。”该集团军副军长周建国告诉记者,“有的干部临走前还在修管子、栽树,有的准备下午走,上午还在移交营房。” 还有的干部正在等待调整结果,但手头的工作却丝毫没有放松。“不知道明天要去哪里,但知道现在要干什么。”赵建宏的一句话,道出了这些干部支持改革的心声。 到丈夫建功立业的地方去看看 每隔一两天,原集团军作训参谋张磊会给在驻地的妻子薛杨打一个电话。两人结婚8年,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状态,直到去年3月,薛杨辞去工作,带着女儿张嘉玉来到新单位,这个三口之家才算安定下来。 “作为一个父亲,我合格过几个月。”张磊苦笑着告诉记者。在老部队时,只要一有空他就陪在妻子和女儿身边,从网上找些菜谱为她们做饭。今年3月部队移防搬迁,这样的日子又成了过去式。 对于这次改革,妻子薛杨显得非常淡定。“作为军嫂已经习惯了,结婚8年,我们搬了10多次家。”她微笑着说,“嫁给军人生活就像打游击,我一直喊他游击队长。” 以前,薛杨总是撵着丈夫跑。张磊调到天水,她跟着到天水,丈夫调到陇西,她又跟着去陇西。而这次,她已经怀孕3个月,带着6岁大的女儿,“想追也追不动了。” 两人商量过后,决定让她和女儿先留在老部队驻地,一边备孕,一边照顾女儿上幼儿园。6岁的小嘉玉十分懂事,妈妈在家里接受采访时,没人照看的她就在一旁安静地写作业。自从知道妈妈怀孕后,这个喜欢舞蹈和钢琴的小姑娘每天晚上都会对着妈妈的肚子讲故事,或者唱一首歌。 不能陪在妻子女儿身边,张磊觉得很愧疚,但他太忙了。集团军机关刚刚组建,他经手的各类文件摞起来有一人多高,加班加点是常态。有好几次,他准备利用假日回去看看妻女,车票都买好了,结果因为临时有任务始终没能成行。 4月10日是薛杨产检的日子,当晚张磊收到妻子短信,告知检查结果很好,让他放心。其实,那天薛杨一个人在医院不同科室之间来回跑,孕吐反应很大,“感觉很无助”。 “好多家属生小孩时丈夫都没在身边,等到改革理顺了,这些困难慢慢也就解决好了。”薛杨安慰自己。 还有很多军属站在丈夫背后默默支持这次改革。大部队移防后,两地分居成了这些军人家庭普遍面临的状况。还有的家庭,一家5口分散在5个不同的地方,只能通过电话倾诉思念。 一些家属对于两地分居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而一些军嫂才刚刚开始体会和丈夫两地相隔的滋味。“他平时比较忙,出差多,也经常不在家,但这和两地分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该集团军干部余占平的妻子王琼说,“以前是我等你回来,现在是我休假了过去看你。” 他们1岁半的女儿余卓凝经常看着余占平的照片,不停地叫爸爸。实在想爸爸了,小家伙会拿起座机,直接对着话筒喊:“爸爸,爸爸!” 王琼经常和大院里的其他军嫂一起聊天,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坚强和独立的群体。面对这次移防搬迁,有的军嫂选择留在原单位驻地,照顾正在上学的孩子,有的军嫂正在努力考取新的工作,期待以后能调到新单位驻地,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不管如何选择,她们都是在用实际行动支持丈夫的工作,支持这次改革。 让这群军嫂备感振奋的是,到高原驻地的高铁即将开通,这意味着,她们能更快地见到自己的丈夫。 “我们都希望到新的营区去看看,那是他们建功立业的地方。”一名军嫂说。记者 王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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