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法官辞职引争议 香港商法大环境受质疑

　　两名英国法官从香港终审法院辞职一事，不但引发对香港法治的忧虑，同时进一步削弱了对更广泛的香港商法领域的信心。

　　一个月前，两名英国法官岑耀信（Jonathan Sumption）及郝廉思（Lawrence Collins）从香港终审法院辞职，再度引发对香港作为法律业中心的忧虑。

　　二人均为商法的全球权威。他们在“民主派47人案”后宣布辞职。

　　郝廉思以“政治形势”为理由。岑耀信则在《金融时报》撰文称，香港“逐渐成为一个极权国家”，法治受到深刻的损害。他提及“压迫的氛围”以及司法“爱国主义”的要求，说这让法官难以提出反对意见。

　　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香港法治仍保持力度，港府顾问、大律师汤家骅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英国律师辞职后的表态“无助于改善我们在世界眼中的形象”。

　　港府曾长期强调外国法官与当地法官一同审理案件的积极作用。香港司法部一名发言人向路透社表示：“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稳定的法治环境，这包括有力的法律体系和多样化的法律人才。”

　　还有七位外国法官留任

　　两名英国法官辞职，以及加拿大法官麦嘉琳（Beverley McLachlin）宣布本月任期结束不再续任后，还有七名外国非常任法官在香港终审法院任职。麦嘉琳对该法院及其独立性表示有信心。

　　澳大利亚商法专家欧颂律（James Allsop）5月才加入香港终审法院，他也在新加坡国际商业法庭任职。他拒绝就英国法官辞职事件评论，但表示“收到请求时会在香港出庭”。

　　香港终身法庭还有一位英国法官廖柏嘉（David Neuberger），他上月向路透社表示，将会留下“尽全力帮助香港法治”。他说：“香港有令人印象深刻、独立的司法以及兴盛、有能力的法律职业，两者都对香港民众有利并有助于法治。他们应当受到支持而不是削弱。”

　　而据媒体报道，廖柏嘉上周一（6月24日）在香港参与审理了与七位知名香港民主人士有关的案件，其中包括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和大律师、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这再次引发对于外籍法官在香港终审法院任职的争议。

　　“政治压迫可能渗透商业领域”

　　对香港司法独立性、法治程度的疑问，也令外国公司担忧在香港所能受到的法律保护。

　　“有些人认为，可以将商业案件和政治或人权案件区分开来。但我认为这是危险的，因为政治压迫也可能渗透商业领域”，国际法教授、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研究员戴维斯（Michael Davis）说道。

　　香港的法律行业一直对这座城市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起到辅助作用。而如今，香港资本市场的下行压力、与其它法律业中心的竞争以及中美之间紧张关系加剧，都给香港法律行业带来压力。

　　多名高级商法律师向路透社表示，两名英国律师的辞职，让香港作为法律业中心的未来更令人忧虑。

　　他们指出，企业拟定商业合同、合资或决定在哪里仲裁复杂的案件，如今越来越选择新加坡、迪拜、美国而不是香港，因为那里被视为更加中立。

　　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律师表示，岑耀信及郝廉思的辞职，对于香港终审法院作为商法上诉法院的能力，是灾难性的损失。

　　目前新闻头条报道的主要是与国安法有关的案件，但大多数香港律师从事商法、公司法专业。

　　据世界银行的亚洲法治排名，香港以11000名律师、1600名大律师排名第三。不过，在港注册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则从2019年的91家降至2024年的74家。

　　美国温斯顿（Winston & Strawn）律师事务所于2月关闭香港办公室。德杰（Dechert）律师事务所则在考虑关闭香港和北京办公室。温斯顿在新闻稿中表示，相关举措是由于“客户需求的变化和香港的法律市场”。

　　代理敏感政治案件的风险

　　至少一家国际法律公司在参与政治敏感案件后，减少了在香港的业务。

　　2021年，总部在美国的孖士打（Mayer Brown）律师行宣布不再为香港大学决定移除纪念六四“国殇之柱”提供代理。此后，该律师行受到香港前特首梁振英的批评。

　　孖士打六个现任及前任合作伙伴表示，包括中国一些银行在内的中国国有企业客户与该律师行切断了业务关系。

　　知情人士称，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客户也切断了与孖士打的业务关系，导致该律师行一些合作伙伴的离开，因为他们的主要业务依赖于这些中国企业。该律师行去年底也缩小了办公室规模。5月，孖士打宣布分离香港业务的计划。

　　（路透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