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博士后第二大国,他们却说是学术临时工？

　　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消息，截止2023年，中国累计招收博士后34万人，成为了世界博士后规模的第二大国。

　　从1985年到今天，只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从15个博士后流动站、几十人开始，中国的博士后的累积数量达到了34万，一举超过了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博士后培养的欧美国家。

　　考虑到中国博士生的扩招与科研成果的产出情况，这个数据并不那么令人吃惊。

　　就在2023年7月发布的《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提到，2023年，中国新招博士生13.9万人，在读博士生55.61万人，博士毕业8.23万人，已超过授予博士学位数量几乎稳定在5.5万人的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博士生在读人数最多的国家。

　　也是在2023年发布的数据中，中国实现了热点论文数量世界排名第一和高被引论文数量的世界排名第二。

　　《科学》杂志曾有过统计，在其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中，博士后占比高达 43%；而美国大学协会1998年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在美国的知名研究型大学中，近80%的教师有过博士后经历。

　　作为一支科研的主力军，博士后队伍的壮大是一种必须，这也许是中国科技发展的必经之路，然而，短期内博士后数目的激增却不禁让人有点担忧。诚如一位研究者所言：如果按照中国博士生数量的增加和对科技产出的需求来看，博士后数量是需要大幅增长的，“但这几年，增长有点儿太快了”。

　　博士后人数井喷，原因何在？

　　在从中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发布的数据中，自1985年由李政道提议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以来，中国的博士后年进站人数用三年时间突破了100，用十年时间突破了1000，之后一直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的增长状态，尤其新世纪之后，博士后的入站人数几乎一直以年新增10%左右的水平在平稳增长着。

　　这样的情况，从2018年开始发生了变化。

　　2018年，中国博士后新入站人数突破2万，而到了2021年，中国博士后入站人数突破了3万，3年间，新入站博士后人数增加了50%。

　　为什么2018年之后博士后入站人数出现了飙升？

　　一位研究者认为，这种情况与2017年开始的双一流大学建设有关。

　　2018年8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指出：“加强博士后等青年骨干力量培养……”

　　高校们用不同方式解读和实施了文件中针对博士后的条款，其中，一部分高校为了更好地利用青年科研人员提升其学术GDP，开始了极具本土特色的“师资博士后”政策——要求新招聘的青年教师必须作为师资博士后进校，待出站后视考核结果决定能否转为正式教师。

　　根据发表于《教育发展研究》上的一项统计，仅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国共有67所高校实行师资博士后制度，其中53所为“双一流”高校。在当时，曾有华南某高校扩大“师资博士后”的规模，最后导致了数年后大量师资博士后出站即失业的情况发生，并最终成了2021年社交网站上的一大热门事件。

　　当然，师资博士后之外，也有研究者指出，一些经济富裕的地方政府对博士后项目的补贴，对博士后入站人数的迅速增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在学术界之外，企业博士后站点的发展也为近年来博士后入站人数的增加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不过对于博士后数目的增长，曾经做过博士后，也研究了博士后制度20多年的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姚云则表示：博士后数目的剧烈跃升在中国博士后的发展之路上并非第一次。上世纪90年代，随着博士后流动站从自然科学领域扩展到人文社科领域（1992年）和博士后招收机构从大学和研究机构扩展到企业（1994），中国同样曾经历过博士后数目的大幅增长。

　　除此外，当人们惊叹于博士后的井喷式增长时，从比例上来看，中国高校博士毕业生选择做博士后的比例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数据显示，一直到2008年，选择做博士后的中国博士毕业生比例仍不超过5%。另据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李永刚根据教育部直属高校发布的数据推算，2017年，中国毕业的博士生中继续深造的比例为11%，而这些深造的博士中，大部分的选择正是博士后职位。而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统计数据，2017年，美国的博士毕业生中选择去做博士后的比例为39.1%。

　　对于中国博士后数目的增长，姚云解释道：（博士后数目的增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之一，“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博士后的数目几乎每个五年计划都会有一个大的跃升，这是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关的”。对中美的科技政策都曾有过研究的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贾鹤鹏同样曾提到：从一定程度上，“博士后的扩招是国家高强度支持科研的产物”，在他所在的江浙等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对博士后项目的支持，是地方政府对本省科研工作进行支持的一个重要方式”。

　　博士后不是首选

　　也许，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对博士后的支持体现的是政府对于科研的支持。然而，这些支持落地的产物，中国的博士后们，为什么来做博士后，对博士后的支持真得足以让他们安心科研吗？

　　在一份2014年基于对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博士后的研究中发现，哈佛的博士后将做博士后的动机定位在“学术训练”的占比67.8%，为了“得到教职”的只有32.3%；而北大有55.6%定位为“得到教职”，而“学术训练”的只占38.9%。

　　来源：《中美博士后教育发展的比较和启示：基于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调查》

　　10年过去了，今天，中国的博士们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选择去做博士后的呢？

　　在《知识分子》的走访中，几个在读或者新近出站的博士后都表示：虽然“获得教职（或其他学术界的稳定职位）”是他们做出这个职业选择的重要动机，“希望继续从事学术工作”，仍是他们选择做博士后的主要动机。

　　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马立超最新发表的论文《他们为什么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中，对21名入站时间不同和出站（如果有）发展不同的博士后进行访谈后，他们指出：在学术劳动力市场趋于饱和的当下，青年博士的入职选择大多是综合考虑就业压力和学术资本积累、留任难度、职称晋升等职业发展压力的基础上形成的。

　　马立超向知识分子解释：博士生们在选择一个博士后职位时，被纳入考虑的因素包括一些发展性需求，如：留任难度、职称晋升；一些工作状态的因素，如：合作导师的情况、可支配的自由时间等；以及这个职位带来的经济收入水平。不过，尽管如此，“科研志趣和学术热情对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影响最大……有学术志趣的博士更愿意进入博士后流动站”。

　　然而，有意思的是，当询问一些在读博士生，毕业后是否愿意去做博士后时？多数博士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有博士生表示：会先尝试找教职/正式职位，如果实在没有，可以“先做几年博士后”；也有博士生表示，自己不会选择做博士后，“如果（目标大学）需要做博士后（才有教职），那就换个地方”。

　　令博士后职位丧失吸引力的原因有很多，收入是其中之一。1985年博士后日常经费标准为12000元，大约是当年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1148元）的10倍，而到了2019年，博士后日常经费标准为80000元，只与当年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82461元）在差不多的水平上了。

　　当然，比收入更为重要的则是，这样一个临时性的职位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尽管有高校的青年教师向《知识分子》提到，“博士后可以在（两年）出站后直接参评副教授，不需要走学校正常3+3的程序”，然而，这种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对于一群博士毕业，已经30岁左右的都市年轻人，吸引力已经非常有限了。试想，当你的同龄人已经有了定居的城市，拿着不错的收入，也许还购置了房产，而作为学业成绩最优秀的那一批，博士毕业的你，仍然只能拿着平均工资，且因为担心两年后的再次择业，不敢进行任何长远规划。

　　在2021年的一篇论文中，浙江工业大学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高教研究所副所长许士荣写道：“最优秀的博士基本将直接就业代替做博士后作为首选”。

　　定位模糊的学术边缘人

　　在社会上，将博士后当作比博士更高的学位，或是技术职务的误区并不少见；然而，对于博士后最为致命的误读来自于他们的雇主——高校和研究机构们。

　　首先，在大学眼中，博后与正式在编的教职员工完全不同，这使得博士后很难找到归属感。

　　上海师范大学的一项研究（《艰难的进阶者: 大学博士后工作时间分配与角色身份认知 》）发现：大学科研声誉越高，其博士后群体“大学教师”认同感越低，博士后与“正式教师”之间的隔阂区分愈发明显，博士后享受的“制度待遇”包括新教师培训、编制、职称定级、工作稳定性等也愈少。研究者们还发现，高校往往针对博士后单独管理和考核，且岗位设定与考核文件中也难见“教师”称呼， “这进一步强化了博士后在’大学教师’角色身份认知上的模糊与不确定性”。

　　归属感之外，如同许士荣在论文中曾写道的：博士后困惑于自身的定位：“我们不是学生、不是老师、不是公务员、不是打工者，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是谁”的哲学问题背后，则是博士后需要面对的一个真正困局——高校究竟是在培养博士后还是只是在消耗性地使用这批年轻人？这便成了围绕博士后定位的“学术生力军”还是“学术临时工”之辩。

　　在很多高校，博士后无稳定编制的定位，叠加上浮躁的学术氛围，“绩效为王”、“数字至上”的学术评价导向，这批本应成为科研创新生力军的年轻人便成了完成学术KPI的主力军，忙于完成论文发表的数字任务。

　　2021年，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后杨国骞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便曾指出：“中国的许多学院和大学中，博士后培训仅专注于产生可以快速提升大学学术排名的可发表论文”。

　　这样做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有受访者向《知识分子》提到，目前，大部分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博士后们丝毫不敢探索新鲜领域，只能靠吃博士期间的“老本”，把原来没做完的实验做完，没写完的文章赶紧写完投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博士后论文产出的要求。

　　姚云说：“博士后两年，前面半年办手续，熟悉环境……”

　　“如果是人文社科领域想做些调查的话，收数据可能就要一年到一年半，文章发表周期要留出半年来，这还是最理想的情况。”马立超这样补充。

　　而事实上，因为定位模糊，很多博士后，尤其是师资博士后不仅需要从事科研工作，还需要进行各种基金申请，完成教学任务，帮助导师培养博士生……

　　时间的魔咒？

　　“时间是个很大的问题”，多位受访者向《知识分子》提到。

　　大部分博士后只有两年，科研、教学、杂务，又加上一个30来岁需要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年龄，对很多博士后而言，时间如一根紧绷的弦。

　　在留任转聘条件持续攀升的当下，绝大多数博士后出站必须面临“二次择业”，而根据中国现行的政策，申请博士后要求35周岁以下，及获得博士学位后3年内的限制条件，这几乎意味着博士后们几乎不再有在需要做师资博士后才能入职的顶级高校进行二次试错的机会了——事实上，在马立超访谈的400多名博士后中，只有1人做了自己的第二期博士后，“那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老师，转了专业，所以作为特例又做了一期博士后”。

　　于是，与欧美那些可以做几期博士后的博士们不同，中国的博士后们，从他们入站的那天起，往往只能面对着两个选项：“争取留任”或是被迫“向下流动”。这些本该锐气满满的学术界初生牛犊们往往只能挑选能够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发表成论文的短线研究，简单粗暴地获取尽可能多的学术资本。这是件很无奈的选择。

　　如果中国的博士后没有年龄限制，是否情况会有不小的改观？

　　今年的两会期间，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戚益军对于博士后制度的三个提议广受关注，他建议：“取消博士后申请年龄限制，提高对博士后的资助强度及规模，减少对博士后’类学位’式的管理制度”。

　　对于35岁年龄限制曾经的出台，姚云解释：2015年出台这项政策时，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官员将做博士后作为自己职务晋升的筹码，“当时民间有些看法认为博士后比博士更’厉害’，有些人名片也特意印出来自己是博士后，好像显得比博士更高级。在这个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官员也来做博士后，因为希望有这个身份之后对将来的晋升会有好处”，35岁的年龄限制让博士后变得更纯粹。而今天看来，这个限制确实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

　　然而，取消年龄限制，就能解决博士后们所面临的问题吗？

　　事实上，即便在没有博士后年龄限额的西方发达国家，《自然》杂志的全球博士后调查显示，第一和第二个博士后期间通常是博士后们满意程度最高的时期。而早在2015年，《自然》就曾刊载文章指出，要警惕“永久博士后”困局对于博士后们的负面影响。

　　井喷式增长的中国博士后该怎么走，研究了20几年博士后制度，也曾做过博士后的姚云提到：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想清楚博士后这个职位是做什么的，对于高校、科研机构和博士后们而言，这个职位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博士后还是必要的，这“是博士离开了导师这根’拐杖’之后，自己独立做研究的一个试水。他们要像一个独立研究者一样申报项目、开展研究，包括，处理跟学校沟通的各种事务”。

　　姚云说：这样的训练，对一个年轻的博士，很重要。“如果你毕业后去了一个地方高校，可能一入职就要去上课，做科研只能利用休息时间，而博士后的工作站，通常在较大的城市，在学术交流氛围比较好的地方，在这样的氛围中，有一个静下心来做自己研究的经历，是挺好的一个东西”。

　　当然，博士后出站时的报告，应该是一份工作报告，里面可以有博士后的教学经验，尝试指导博士生、管理实验室的经验，或是正在思考却尚未发表的问题，而非像现在这样只用学术论文衡量的。

　　而博士后的经费，姚云更倾向于：谁使用，谁出钱的原则。根据他介绍，目前国字头的博士后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博新计划等）中标率大约在1/3左右，已经比最低的时候（15%）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作为一个竞争性经费，不低于1/3，又不高于1/2，这样的中标率有适当的压力，又有一定的覆盖面，符合基金的初衷。这类基金不会让所有的人都拿到，所以除了来自国家的博士后经费之外，应该进一步引入其他资助，实施谁使用谁出钱的原则。

　　“在将来，博士后的入站人数还会扩大，翻一倍也许都算很正常，毕竟美国的博士后入职人数大约是8-9万/年的样子，中国目前是3万/年，而且，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姚云说：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用平常心来看待博士后这个职位，这些人可能不是每一个都会留在学术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留在学术界，而且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