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条”立法后,香港还能保住亚洲金融中心地位吗

　　去年9月，香港最高财政官员陈茂波前往巴黎、伦敦、法兰克福和柏林吸引外国投资者。上个月，他取消了针对非香港永久居民的购房税。近期，他还将主持一场国际艺术展，以及为大额资金基金和富裕家族顾问举办的会谈。

　　从陈茂波的忙碌工作节奏中，可以看到为了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角色和形象所付出的努力。但现在，北京任命的香港领导人进一步加强了对香港剩余政治自由的打压，与陈茂波的这一努力产生了冲突。

　　香港立法机关周二批准了措辞含糊的安全立法。香港的领导人表示，该法对于阻止外国势力干涉香港政治是必要的，但批评者认为，这是一项全面压制异议的努力。

　　在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过去四年来，北京对香港的法律和检察官施加了更大的影响力。这给那些以香港及其开放的金融市场作为进入中国门户的美国和欧洲公司敲响了警钟。中国内地自身的经济困境，尤其是房地产领域的困境，进一步动摇了人们对香港作为投资地点的信心。

　　许多投资者和公司已经开始将商业活动转移到新加坡，作为香港的竞争对手，新加坡有着作为一个位于中国西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的独立国家的优势。

　　“新的国家安全规则削弱了香港对外国公司和中国出口商的独特性——对许多企业来说，其比较优势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伍人英说。

　　前香港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现任北京香港问题高级顾问邵善波表示，这项立法不会对贸易或金融市场产生实际影响。“这可能会造成形象问题，但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不会有任何影响，”他说。

　　此番打压恰逢香港经济及其金融业处境艰难之际。与内地经济的紧密联系一直是香港最大的优势，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活动放缓，这种密切联系成为了一种负担。三年来，香港股市市值蒸发了近一半。数十家内地房地产开发商在香港发行的债券出现违约，给香港投资基金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损害了香港债券市场的形象。

　　雪上加霜的是，香港利率飙升，与美国的利率大致持平。 这是因为港币与美元挂钩，并且与美元是联系汇率制度——这一货币政策对于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至关重要，但高利率损害了香港庞大的房地产行业。

　　香港在疫情期间实施了长时间的隔离制度，削弱了其作为航空枢纽的地位。附近的深圳等内地城市建造了大规模的超现代化集装箱港口，抹去了香港在物流领域的领先地位。

　　北京还在海南岛推出了广泛的免税购物。这样一来，内地购物者就不再需要为了避开内地高额的进口税和销售税而越过边境前往香港。

　　银行和咨询公司已经开始将员工调往新加坡从事政治敏感活动，比如评估中国内地的经济表现。香港的新法律还对香港一度充满活力的媒体行业构成进一步挑战，该行业现在面临着因批评政府而被控煽动叛乱的威胁。

　　1842年至1997年，香港一直是英国殖民地，1997年英国将其交还给中国。香港保留了以英国普通法体系为基础的法律制度。

　　许多中国内地公司继续根据香港法律签订合同。香港法院据信在商业问题上不受政治干预，但批评者警告称，香港政府现在任命的是亲北京的法官。

　　自1997年以来，香港的《基本法》要求通过立法禁止煽动叛乱、分裂国家、叛国、颠覆和窃取国家机密等行为，并禁止外国政治组织在香港开展政治活动。香港领导人曾在2003年试图通过这项立法，但在大规模街头抗议后将其搁置。在经历2019年的抗议浪潮之后，北京于2020年强行实施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法。

　　香港行政会议主要成员叶刘淑仪表示，新法案将使领导人能够专注于经济。她说：“我们晚了26年，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下一阶段的发展中集中精力促进经济。”

　　北京领导人的高级顾问、香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也赞同叶刘淑仪的观点。他说：“现在到了香港，而不是北京制定法律的时候了。”

　　国际社会对新法案的批评普遍持激烈态度。

　　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表示：“这可能导致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表达异议的权利受到严重限制。”

　　香港领导人认为，该法律被描述得比实际情况更严厉。他们说，与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国最近所做的努力相比，香港为限制外国干涉所做的工作并没有那么广泛，而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是许多公司和投资者正在迁往的两个主要目的地。

　　梁振英在北京接受采访时说，香港的新法案将允许司法机构在审查政府有关国家安全案件的决定方面发挥广泛的作用。

　　香港商界人士表示，根据北京2020年的立法，新法案禁止的许多活动可能已经以某种形式被视为非法。因此，他们正在观望新法案的实施情况。

　　香港一家地区企业风险咨询公司Steve Vickers and Associates的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维克斯表示：“可以说，大部分变化都早已经酝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