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桩离婚案”女主角:不只是徐志摩的前妻

　　“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

　　撰文| 林杨攀 编辑|曹颖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很长一段时间里，“民国第一桩离婚案”的女主角张幼仪是沉默的。

　　男主角徐志摩是大名鼎鼎的才子，留下了“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他热烈地追求过民国才女林徽因，与名媛陆小曼的爱情闹得满城风雨。

　　在外人眼里，张幼仪既没有林徽因的才名，也没有陆小曼的声名，提及她时，只作为被徐志摩抛弃的发妻。

　　很少有人知道，离婚后，她担任过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以及云裳服装公司的总经理。可以说，属于张幼仪自己的人生在离婚后才展开，仅用徐志摩前妻的身份来定义她是不公道的。

　　“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晚年时，张幼仪追溯起这段曾让她痛苦无比的婚姻，并由侄孙女张邦梅执笔完成《安之如仪：张幼仪回忆录》，“民国第一桩离婚案”女主角的视角得以浮出历史。

　　“她（张幼仪）的人生像一本书，前一半是很完美的，但是后一半全被撕掉了。”完成这部回忆录后，张邦梅还是会一次次地想起姑婆张幼仪，想象这位传统大家庭里教养出来的女性，在婚姻崩塌后度过了怎样一段艰难的时光，“于是她决定自己来写这撕掉的后半本书，并决心不让它悲伤得像是降C小调的乐曲，她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坚韧，也学会了原谅。”

　　阴差阳错

　　这桩婚姻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在自由恋爱的风气还没兴起的年代，张幼仪和徐志摩的婚事是双方家长敲定的。在这桩婚姻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是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

　　张嘉璈时任浙江都督秘书，在巡视杭州府中学堂时，看到一篇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文章，文笔有梁启超之风，书法遒劲有力。

　　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徐志摩。

　　徐志摩出生于浙江海宁硖石一个富商家庭，是家中独生子。写出这篇文章时他才16岁，正在上中学，还名不见经传。

　　当天晚上，张嘉璈就写了一封署名信给徐家，提议徐家和张家联姻。

　　本来，应该嫁给徐家的并不是张幼仪，而是张幼仪的大姐。但相命婆看完大姐的生辰八字后，认定她不宜在25岁生日前婚嫁，“要不然丈夫会早死”。身为二姐，张幼仪就替上了大姐的婚嫁位次，成了徐志摩的结婚对象。

　　命运就这么阴差阳错地降临在13岁的张幼仪身上。

　　直到结婚几年后，张幼仪才从徐家佣人口中得知，徐志摩看到她相片的第一眼，便略带嫌弃地评价道：“乡下土包子。”这一看法贯穿了两人婚姻的始终，从头至尾，徐志摩从来没有尝试过理解自己的发妻。

　　张幼仪与徐志摩1921年在欧洲拍摄的第一张合影。

　　朋友眼里天真热烈、诚挚大方的徐志摩，留给张幼仪的却是冷漠。

　　除了满足父母想要抱孙子的愿望，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两人之间只有无尽的沉默。就算坐在一处，徐志摩宁肯让佣人帮手，也不愿跟张幼仪交谈。

　　张幼仪记得自己坐了三周时间的轮船，满怀期待地前往欧洲跟丈夫团聚，轮船在码头靠岸后，她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徐志摩，尽管此前她从未见过徐志摩穿西装的模样，“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的表情的人”。

　　张幼仪的心顿时凉了半截。虽然从来没期待过在婚姻中获得爱情和浪漫，她也清楚，自己想要的肯定比眼前的要多。她不理解，尽管自己没接受过多少新式教育，但有学识的父兄们从未对她表现过不耐烦，而丈夫为什么对自己这般？

　　小脚与西服

　　徐志摩早就有了离婚的念头。

　　在硖石家中时，他就对张幼仪说过，不想再遵从旧习俗，“要向这些使他无法依循自己真实感受的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第一次听到丈夫生出如此西化的念头，张幼仪根本不敢往这个方向想。

　　在新式婚姻还没流行开来的年代，“离婚”二字是打在女性身上的可耻烙印，毕竟传统社会中，只有女方犯了“七出”才会被夫家休妻，这是让女方乃至女方整个家族都颜面无光的事情。

　　哪怕离婚这件事发生在最时新的上海滩，舆论的口水也能将人吞没。只是，舆论的矛头并不指向多情浪漫的诗人，而是指向了张幼仪。

　　“张幼仪一定长得很丑，而且思想非常落伍。”“要不然徐志摩干吗离开她？”离婚后几年，张幼仪依然在火车上听见别人这样议论她，心想，还好他们不认得她。

　　传闻中，张幼仪是因为“老土”被抛弃的。在徐志摩看来，这段婚姻就像小脚与西服一般“不搭调”。

　　可张幼仪不仅没有裹小脚，还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

　　跟徐家定下这门亲事时，张幼仪正在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上学的机会是她自己向父亲争取来的，对儿子教育一向大方的父亲本不乐意为女儿上学花钱，只因上学的花费跟养在家里相差无几才同意。而敲定婚事后，家里人立马让她退学备婚，告诉她，“女孩子家读不读书无所谓”“女孩子家活着就是为了结婚”。

　　在漂洋过海去欧洲和丈夫会合的船上，张幼仪曾对新生活充满憧憬，期待在远离传统家庭的束缚后，可以学到一些新知识。但徐志摩显然不在乎她的期待。两人生活在英国沙士顿乡下时，张幼仪做的尽是一些做饭、打扫卫生、采买家用之类的家务活。

　　住在沙士顿时，徐志摩邀请过一位在爱丁堡大学读书的女性朋友来家里吃饭。席间，张幼仪注意到，这位新式女子时髦的洋装底下是一双裹在绣花鞋里的小脚。

　　当晚客人离开后，徐志摩问张幼仪对这位女性朋友有什么看法，张幼仪错以为她是丈夫新交的女朋友，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答道：“这个，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和西服不搭调。”

　　“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徐志摩突然提高了音调，情绪失控，吓得张幼仪不知所措。

　　有着一双天足的张幼仪在徐志摩眼里跟缠了脚的女性没有区别，是思想上“缠了脚”的女性。但张幼仪困惑的是，既然徐志摩在意她没有学问，落伍，“为什么不鼓励我向学？为什么不让我学英文？为什么不帮我变得和普通大脚女子一样新潮？”

　　崩塌

　　“或许徐志摩讨厌的并不是张幼仪，他讨厌的是强加在他身上的包办婚姻。如果当时他的父母为他挑选的原配夫人是陆小曼，说不定徐志摩同样要离婚。”张幼仪的侄孙女、58岁的张邦梅时隔多年回想往事，对这桩旧式婚姻有了新的看法。

　　张邦梅的爷爷是张幼仪的八弟张嘉铸。1974年在美国第一次见到张幼仪时，张邦梅就对这位二姑婆印象深刻。

　　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四姑婆的公寓里。身为时装设计师的四姑婆不允许任何人在她家戴眼镜，因为“受不了别人这副丑样子”。唯独张幼仪是个例外，她戴着眼镜，身上有几分男子气概，张家人给她起了个诨名“亲伯伯”。

　　1986年圣诞节，张幼仪与张邦梅。摄于张幼仪在纽约的寓所。

　　此前，张邦梅并不了解张幼仪和徐志摩之间的故事，只隐约听家里人聊起过她离婚的传言。但传言中“丢脸”“可悲”的模样，似乎跟眼前端庄沉静的姑婆扯不上关系。

　　或许正是离婚给了张幼仪第二次生命。“一个始终致力于将事情做对的人，在生活彻底崩塌后，再也不怕犯错了。”张邦梅如此总结。

　　违反丈夫意愿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将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

　　在沙士顿时，张幼仪怀了第二个孩子，徐志摩对她提出打胎的要求。

　　“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张幼仪对这个提议感到害怕。徐志摩冰冷地回答：“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随后，徐志摩突然不辞而别，将怀孕的张幼仪独自留在沙士顿。

　　张幼仪写信求助当时正在法国巴黎求学的二哥。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她离开沙士顿，只身前往巴黎。

　　后来，二儿子彼得在德国柏林的医院里出生，跟生大儿子阿欢的情形不同，张幼仪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医院生产，身边没有家人陪伴，因为她的兄弟认为男人不能进产房。

　　徐志摩在孩子出生之后才现身，并不是为了看孩子，只是为了提离婚。

　　他在请求离婚的信中写道：“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

　　张幼仪后来想想只觉得讽刺，丈夫连当面提离婚的勇气都没有，“徐志摩这番话说给我听的成分，少过说给大众或史家听的成分。”

　　对于离婚提议，张幼仪本想征得父母同意，但徐志摩说：“我没有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

　　几个月后，徐志摩在《新浙江》上刊登《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我们已自动挣脱了黑暗的地狱，已经解散烦恼的绳结……欢欢喜喜同时解除婚约……解除辱没人格的婚姻，是逃灵魂的命。”

　　独立

　　“我一直把我这一生看成有两个阶段，‘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以前，我凡事都怕；去德国以后，我一无所惧。”性情坚韧的张幼仪并没有被离婚击垮，将欧洲的生活视作独立生活的一次考验。

　　她一边带孩子，一边报了德文课程，并成功申请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Pestalozzi Furberhaus）就读，学习幼儿教育。她曾向张邦梅袒露，知道自己没办法像从小接受教育的林徽因一样成为高等学府的教授，但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

　　学习成为张幼仪维持终身的习惯，回国工作后，她还聘用过一位老师，每天抽出一个小时学习文献和名著。

　　回国前，张幼仪独自在德国生活了四年，直到二儿子彼得3岁时因病夭折。回国后，她在苏州东吴大学谋得了一份德文老师的教职。

　　至于后来成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张幼仪将这归功于自己的四哥——也就是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在银行界的影响力。张邦梅认为，姑婆多少有点自谦的成分，不愿夸耀自己的能力。

　　与此同时，张幼仪还是云裳公司的总经理，这是一家由她八弟张嘉铸和朋友们合伙经营的服装店。每天从银行下班后，她就去服装店帮忙打理生意。看起来不大时髦的张幼仪，经营着这家备受上海太太小姐们追捧的时装店。

　　张邦梅回忆，姑婆张幼仪自己最爱穿的、最常穿的还是低调的黑色旗袍。张幼仪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子，将传统的窄旗袍去掉一些褶裥，改成双开叉，以便让身体有更多活动空间。旗袍样式简单，绣着莲花纹样，“看起来仿佛星光点点的黑色池塘”。张邦梅自己也收藏了一件这般款式的黑旗袍，每次从箱底翻出时，她都会想起这位务实与独立的姑婆。

　　奇怪的是，婚姻中完全不沟通的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关系反倒变好了。虽然两人不再是夫妻，但张幼仪依然是徐志摩父母眼中最好的媳妇，徐家二老将她收作干女儿。在徐志摩飞机失事后，张幼仪也承担起了善待徐家二老的责任。

　　离婚三年后，在写给陆小曼的信中，徐志摩重新看待这位曾经被他鄙夷的前妻，“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这两年来进步不小，独立的步子站得稳，思想却有通道。”

　　张幼仪和张邦梅一起包粽子。（张邦梅供图）

　　“说不定我最爱他”

　　如果只算跟徐志摩的婚姻，那段时光在张幼仪的一生中持续的时间只有短短7年。

　　离婚时，她才22岁。

　　徐志摩去世后，张幼仪的人生还很长。从1931年到1988年，她又度过了漫长的57年。

　　1953年，她嫁给了第二任丈夫——一位名叫苏纪之的医生；1972年，第二任丈夫过世后，她从香港迁居纽约；1988年在纽约病逝，子女遵从她的意愿，在她的墓碑上刻了“苏张幼仪”四个字。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张幼仪独自住在纽约曼哈顿的公寓里，不请佣人，也不跟儿孙辈住在一起（电视剧）。在完成对所有人的责任后，她过上了彻底属于自己的生活：每天早晨七点半起床，做四十五分钟早操，早餐通常是麦片粥或煮了两分半钟的鸡蛋，吃完再补充维生素。

　　她依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参加公寓为老年人开设的课程，学习德文、有氧体操或钩针编织。空下来时，她每周也会跟公寓里的老头老太们摸几圈麻将，权当消遣娱乐，但不允许自己沉迷，定下规矩，一年只能有两百美元的输赢（电视剧）。

　　一个人的生活简单自在，无牵无挂。要不是张邦梅的好奇与追问，那些前尘往事在张幼仪的生活中已经了无痕迹。毕竟，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都相继离去，旧事也该随着旧人埋在时间的灰烬里了。

　　张邦梅回忆，大部分时候，姑婆会用再平常不过的语气回述往事，只有两次，她讲着讲着情绪明显激动了起来，流下了眼泪。

　　一次是讲到徐志摩一声不吭地离开，将怀孕的她独自留在沙士顿。还有一次是讲到她将徐志摩想要让她打胎和同她离婚的始末一一写信告诉二哥，二哥回信的第一句竟是表达对离婚消息的哀痛：“张家失徐志摩之痛，如丧考妣。”

　　“你总是问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的家人可称为‘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在故事的最后，张幼仪的这段话让张邦梅备感困惑，仿佛张幼仪又将自己的人生坐标拉回到围绕男性建立的旧时代里。

　　不过，在书写张幼仪人生故事的过程中，张邦梅觉得新与旧不再重要了，张幼仪已经活出了自己的人生，没必要再用新女性或传统女性来定义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