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缉以后的下一步棋: 香港国安悬红令另有所指？

　　香港国安处首次向海外民主派人士发出悬红通缉令，并于短短一週进行两波执法行动，被通缉人士的家人及前党友接连遭查，有组织随即解散。分析指成功逮捕八名民主派人士的机会很微，那悬红的实际目标是什么？挑选这个时间点做此举动有何潜在意义？

　　多家香港媒体报道，国安处于週二（7月11日）清晨六时许搜查罗冠聪的香港家人住所。香港电台引述警方消息指，国安处派员到罗家位于东涌的寓所，带走罗父母及兄长录取口供，“了解他们有否向罗冠聪提供经济援助，以及是否在港代理人”。三人完成问话后未被拘捕，获准离开警署。

　　罗冠聪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回应：“就近日香港警方一系列行动，我可以肯定地说：相关人士与我完全没有金钱往来，我的工作与他们无关，‘协助’之说纯属无稽。”事实上，他早于2020年7月底，即离港后一个月便公开发文表明与亲人断绝关系和联络。罗冠聪是国安处在7月3日发出百万悬红令通缉的八名海外香港民主派人士之一。

　　这次是悬红令公布后，第二波针对在港人士的执法行动，矛头均指向罗冠聪的关联人物。国安处上週先后拘捕五名前香港众志成员，指其经营支援“黄店”（泛指支持民主阵营的商家）的手机应用程式“惩罚Mee”支援罗冠聪，涉嫌触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煽动罪，暂获准保释。由罗冠聪及黄之锋等人成立的政党“香港众志”，在国安法实施当天已宣布解散。

　　国安悬红令不同之处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法学院访问学者黎恩灏分析，这一週的事态发展反映，当局期望藉此达至政治效果大于法律效果。他向德国之声表示：“政府很明白没法实质抓捕八人，悬红令旨在提供更大诱因，在香港及海外制造一种互相监视的白色恐怖气氛。”

　　黎恩灏指出此次国安悬红令的特别之处是，只需提供消息已有机会获发赏金，比其他刑事案的门槛为低；后者一般要求在疑犯被捕并上庭受审才符合资格。国安案悬赏金也比其他案件为高，以谋杀案为例金额仅30至80万港元。黎恩灏指外界难以得知金额的厘定准则，但相信重金有助当局掌握八人行踪。八名被悬红通缉的港人包括：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郭荣铿、许智峯，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兆达，前法政汇思召集人任建峰，社运人士郭凤仪、刘祖迪、袁弓夷。

　　总部设于华盛顿的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是港人海外倡议组织，董事会成员周永康认为后续发展为海外社运人士增添顾忌。他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说：“‘惩罚Mee’前众志成员被捕是一个新警示--既威胁在港的人，也恐吓在外的倡议者，无论有否与亲友联系，都可能要承受牵连无辜的代价。”

　　软对抗、海外举报

　　国安法实施三年至今有260人被捕，大量本地政团及异见媒体解散。近月，“软对抗”成为经常挂在官员口边的新词，中联办旗下媒体多次批评黄色经济圈搞“软对抗”。前香港众志成员被捕后，“惩罚Mee”及另一支援在囚人士的知名店家随即结业。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警方已收到一些报料，将用尽方法追究任何形式的援助，呼吁市民视八人为“过街老鼠”。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指悬红是要截断他们的资金链，特别点名罗冠聪为“现代汉奸”。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更称，店家运送港式食品给在逃人士开茶会亦属“支援”。

　　国安法有域外法权，在悬红令加持下令它对海外港人社群的影响更加显著。“光是认识通缉人士、曾经支持其社交媒体或捐款，会否招致刑责或国安处问话呢？”学者黎恩灏认为，港府希望藉此把举报气氛延伸至海外，“香港本地已有国安热线，悬红通缉可令进一步令移民群体互相猜忌和分化，以利诱制造不信任的效果”。

　　即使未有悬红令以前，亦有海外港人的项目受到压力。前行政长官、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曾点名批评，今年在英国重新出版的《羊村》系列绘本是“外部势力挑战香港国安法”，有港人因拥有绘本而在香港被捕。制作团队向德国之声透露，在拘捕行动后，书本的阅览量和捐款都减少，有读书活动因场地受压而临时取消。

　　国际追缉可能性？

　　香港警方承认，若被通缉人士不回港便难以缉拿他们归案。国际刑警回復媒体查询时指，没有接到向八名民主派人士发出红色通缉令的要求。国际刑警宪章规定不得追捕政治罪犯，执法行动须符合人权原则。黎恩灏认为发布红色通缉令的可能性很低，但当局可以用经济犯罪或反恐等非政治理由提出申请，以往亦有先例。

　　自国安法实施后，多个西方国家已中断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八名被通缉人士现居于美、英、澳，皆与中国没有引渡协议。黎恩灏指，若八人踏足没有引渡协议、但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仍然有机会被送往“原属地”，例如西班牙便曾经把台湾电骗案逃犯遣送中国，“届时是政治和外交问题，并非法律问题”。在今天的政治气氛下，黎恩灏相信重演的机会不大。

　　该电骗案主脑在中国要求下被置于红色通缉令名单，但值得留意的是，欧洲人权法院去年裁定他不应被引渡，理由是可能遭受酷刑或不公平审讯。这项重大裁决意味即使非政治人物也能免于引渡至中国。今年意大利法院便拒绝了引渡一名经济罪疑犯至中国。

　　铺路限制海外活动

　　八人都是知名民主派人士，亦非近期才流亡或参与倡议，为何当局至今才悬红通缉？黎恩灏认为，这个时间点或许与中国7月1日实施的《对外关系法》有关。“中港未来国安体制发展的大趋势都是加强针对境外活动和群体，香港即将订立廿三条也针对间谍罪，相信悬红令只是个开始，为日后更多新法铺路。”

　　分析指港府成功缉捕八人的机会不大，但悬红令对海外倡议工作仍构成一定阻碍。周永康上月代表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联同维吾尔团体访问南美，他举例说巴西与中国有引渡协议，一行人入境前须与当地部门沟通，并知会出发地--美国及德国政府，确保行程安全。他称悬红令增加到访这些地区的政治成本及风险。“在策略上，我们未来必须做更多非传统民主国家的倡议工作。例如南方民主国家不少是中国盟友，如果不去那里会令人权推广大打折扣，日后只好加倍留神。”

　　但他认为，倘若港府扩大悬红名单亦未必对其有利，“点名增加了对方的曝光率，对于阻止反对运动反而帮倒忙，非明智之举”。悬红名单上大部分人都公开表明不会停止发声，周永康认为海外倡议者对现况早有心理准备。“确实是两难的决定，但身在海外的人其实没什么选择，相信大家更早前都已经过思考及挣扎，才决定选择走这条路。”他说自己不会因此而调整行事方式：“我们所做的是帮港人免于恐惧，如果长期提心吊胆或自我阉割会令工作失去意义，那正正是政权想达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