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再出发 习近平“意外的天可汗”西进战略

　　2023年5月19日，习近平在中国-中亚峰会的圆桌会议上发表谈话。 图／欧新社 　

　　文／孙超群（The Glocal研究员）

　　首届“中国—中亚峰会”5月18日至19日在中国西安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土库曼总统谢尔达尔和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受邀出席。过往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的官方交流机制，只限于由2020年开始每年进行的“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

　　因此，此次峰会不但是今年中国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更是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31年以来，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并确立2年一次会晤的交流机制。这在中国与中亚关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峰会首日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举行的欢迎仪式和宴会，成为外界焦点。主人家习近平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接风洗尘，举行唐朝传统迎宾仪式，安排歌舞表演。

　　中亚五国歌手盛装亮相，在中国发迹的哈萨克著名歌手迪玛希（Dimash Kudaibergen）更以流利汉语献唱《万里梦同心》，尽显吸引外国人“追寻中国梦”的国家软实力。这峰会被视为传递中国展现大唐国力鼎盛、万邦来朝、“天可汗”威武的讯息。

　　5月18日，中国-中亚峰会首日，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举行的欢迎仪式和宴会，主人家习近平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接风洗尘，举行唐朝传统迎宾仪式，安排歌舞表演，风会安排被视为传递中国展现大唐国力鼎盛、万邦来朝、“天可汗”威武的讯息。 图／新华社　

　　▌另一个十年：“一带一路”重新出发

　　但其实峰会的意义远大于此。今年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北京之所以选址西安举办首届峰会，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有莫大关係。习近平在致辞开首指出，西安古称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并引用历史称在2,100多年前，“张骞自长安出发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的大门。”引导至中国肩负此一“历史使命”，继往开来，以“一带一路”倡议再次推动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开闢崭新未来。

　　在演讲中，习近平回顾过去和中亚国家携手合作的成果，包括一系列的“伟大战略基建” —— 横跨天山的中吉乌公路、征服帕米尔高原的中塔公路、穿越大漠的中哈石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欧班列等等。在过去10年的基础上，中国和中亚国家将这合作模式推到更上一层楼。

　　首届峰会的关键，在于中国在经历疫情三年之后，并在乌俄战争极为艰钜的背景下，如何重振“一带一路”倡议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实践中国的地缘战略构想及全球安全倡议——透过“西进战略”，与中亚国家“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跨越”，继而保障中亚地区的政治和安全稳定，最终实践“国内安全”之核心国策。

　　另一方面，中亚五国作为前苏联加盟国，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力依然挥之不去，因此该地区一直被俄罗斯视为“后花园”。中国则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已在当地建立无孔不入的政经影响力。中俄生存在同一地缘政治空间，会否一山不能藏二虎，产生利益衝突？抑或是中俄在中亚其实有互补的合作关係，大于恶性竞争？

　　左起：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塔吉克总统拉赫蒙、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土库曼总统谢尔达尔。 图／欧新社

　　▌何谓中国的大战略？重读“一带一路”奠基者王缉思的主张

　　事实上，中国的“西进战略”并非新鲜事。横跨1990年代江泽民以及2000年代胡温时期，中国与中亚五国已经有著深厚的经济联繫。1998年和2003年修建的中吉边境铁路、2006年始营运的中哈石油管道、2009年落成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都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的关键战略基建。

　　然而，纵使在江泽民年代后期，北京开展针对国内发展的“西部大开发”国策，以缩小经济急速发展下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并开始与中亚国家建立深入合作，但官方对欧亚中国依然未有一套关于外交及地缘战略构想的完整论述。中国外交事务的目标是甚么？中国到底是否拥有自己的大战略？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答案。

　　直到在“一带一路”出现不久前，中国国际关係的学术圈子开始蕴酿探讨上述问题的新论述。2011年，北京大学国际关係学院院长王缉思在《外交事务》撰写了《中国大战略求索》一文，探讨中国的外交目标及向内亚发展的战略，引起一时议论。2012年，他在《环球时报》发表了题为《“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的文章，提出中国应该以“西进”去抗衡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与中亚、中东、南亚发展更紧密关係，认为“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活动和国家利益的『西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他在文章中的论述被指为中国在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论述支持。加上，他曾兼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谘询委员会委员，以及在多所美国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因此他的观点被视为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窗口。

　　北京大学国际关係学院院长王缉思提出，中国应该以“西进”去抗衡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与中亚、中东、南亚发展更紧密关係，认为“推动中国经济、政治活动和国家利益的『西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图为新疆伊犁州的霍尔果斯出境口岸，大量预备出口至中亚、欧洲的货柜等待载运。 图／新华社　

　　王缉思明确地指出，过去30年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与国内重大事务保持著密切协调。中国对外政策是要保护其核心利益——主权、安全和发展。基于历史之故，中国领导人对外部威胁如何引发国内动乱一直相当敏感，这种担忧一直萦绕中国。

　　过去一世纪，中国经历过大小的内部动乱，被领导层视之为“外部威胁”的结果。考虑到这现实，王缉思指出当时中国领导人重新确立对外政策目标，比如在2009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提出，中国外交工作必须“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服务”。

　　王缉思特别强调，中国能否继续在经济现代化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准方面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的稳定。虽然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经济利益偏东部沿海地区，并认为东亚很重要，但此时他警惕国家也要给予西部更多战略关注，除了继续中国过去数十年在疆藏西部地区的开发战略，更要积极参与中亚以至裡海地区的事务，发展经济新项目，通过欧亚中部直达欧洲。王缉思此一“西进战略”，重塑了中国的地缘战略构想。

　　今年4月，王缉思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讲座中表达的观点，跟十年前依然相同。其中，他反对“中美实力一升一降，是中美关係恶化的原因”的中国国内普遍看法；他以70年代美苏关係为例子，两国实力也是一升一降，但关係却获得改善。因此，王缉思认为大国关係不会因实力此消彼长而恶化，而症结在于各自的“国内政治问题”。他声称“美国试图在疆藏及港台问题上干预中国内政”，令两国关係注定恶化。这个说法，再次巩固他认为“中国对国内安全的关注大于外部安全”的观点。

　　▌中俄战略观之区别：“不经意的帝国” vs. “雄心勃勃的帝国”

　　中国积极拓展其“西进战略”，令欧亚（Eurasia）此地理概念渐渐广为大众注视。欧亚不只是夹在欧洲与东亚太平洋沿岸之间的辽阔内亚中国，更是非欧美国家势力主导的地缘政治空间，是陆权势力的腹地，与欧美国家为首的海权国家互相抗衡。陆权学者如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及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都提出过，基于丰富的天然资源、庞大的人口以及有不少具发展潜力的国家，欧亚中央是具战略利益的兵家必争之地。

　　中俄同样透过不同形式的区域整合（“一带一路”及欧亚盟），扩大在欧亚中国的影响力，寻找大国的生存空间，与海权国家对立。那么，中俄的战略观在本质上有何分别呢？

　　王缉思提出中国的核心国策依然是“国内安全”，永远以如何保障国内主权、安全和发展为前提。基于这前提，王缉思认为国家领导人不会偏向视特定国家为主要威胁，再加以制定策略应付之，更没有梦想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霸权力量。在中国“西进战略”及“一带一路”倡议下，到中亚急促扩张的政治影响力，只是为了依靠外交达到“国内安全”的结果，而非目标。

　　俄罗斯则情况相反，今时今日特别是乌俄战争后，被认为偏右且具扩张性的“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在俄罗斯大行其道，该理论认为俄罗斯应负起责任，带领欧亚国家团结，建立“多极体系”国际秩序，抗衡大西洋主义者。即使提出该理论的地缘政治学家杜金（Alexander Dugin）本身并不入流，但十分讽刺地，战争爆发后克里姆林宫却朝着此方向走，视特定国家为威胁对象（视基辅政权为纳粹政权），以推翻政权及吞併其领土为目标。

　　俄罗斯这类著重传统军事及领土扩张的作风，并非中国所强调的大战略观。这令笔者忆起《中国斯坦：中国不经意的帝国》（Sinostan : China's Inadvertent Empire）此著。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高级研究员潘睿凡（Raffaello Pantucci）及地缘政治学者彼特森（Alexandros Petersen，已在2014年阿富汗首都恐袭中丧生）为此本书的作者，他们透过10年间不断旅行和研究，採访中国商人，与渴望学习普通话的中亚年轻人见面，与中亚五国高官聊天，亲证中国在欧亚腹地不断扩大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

　　然而，两位作者在此书的结论提到，中国外交政策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内政治（寻求国家安全），而非想寻求成为区域霸权，无意成为一个“帝国”，但在没有外部势力的强力介入下（在地缘现实下海权势力难以深入，俄罗斯亦在疫情及战争下势力减弱），中国在中亚急促扩张影响力，不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更是不可避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