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在和美国的对抗中不处下风，除了拉拢发展中国家“抱团”之外，还需要尽量让欧洲保持与美国的距离，不完全倒向华盛顿一边。最近以来，北京政府频频与欧洲互动，但效果如何，值得分析。 中国近期的外交着力点在欧洲。外交当局的三位主管——部长秦刚、外办主任王毅和国家副主席韩正都现身欧洲，访问欧洲多国，中国政府乌克兰问题特别代表李辉也于5月15日启程赴乌，同五国谈论斡旋之事。如果把早前的法国总统、西班牙首相、欧盟执委会主席以及德国外长相继访华算上，还有日前访华的匈牙利外长，4、5两月可算是中国外交的欧洲月。 美中对抗以来，北京一直在布局如何打破华盛顿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目前来看北京将经营的重点放在两个部分，一是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上合组织、金砖五国（印度除外）、东盟、中东和非洲，这是中国外交的根基；二是欧洲。后者对中国抗衡美国、削弱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尤其关键。因为大西洋联盟是西方阵营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美国最倚重的盟友，欧洲在美国围中战略中发挥何种作用对华盛顿能否取胜至关重要。考虑这个因素，北京不管愿意与否，都要极力去拉拢欧洲，尽量不要让欧洲站在抗中第一线，与美国并肩作战。 所以北京在疫情放开，国家逐渐恢复正轨，完成了两会的人事部署后，外交集中力量在欧洲。秦刚对德、法、挪威三国的访问，韩正出席英王加冕仪式并访问葡萄牙和荷兰，王毅在维也纳同美国总统国安顾问沙利文会谈并访问奥地利，特使李辉对乌、俄、波兰和法、德的访问，充分显示中国对欧洲的重视。这些访问目的有三：（1）深化中国同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2）改善中国与欧盟的关系，争取欧盟不选边站；（3）说服欧洲支持中国调解俄乌冲突。 俄乌战争成“验金石” 上述三个目的是互相影响并牵制的。由于欧盟是由国家组成的集团，所以要改善中欧关系首先要改善和加强中国同欧盟各成员国特别是其中有影响力的欧盟大国的关系，深化双方的合作。如果中国和多数成员国关系好，自然和欧盟的关系也会好。但是，欧盟不只是成员国政府间的组织，它高度一体化，除政府外，还有议会、商业、舆论等都会影响欧盟的对华政策，因此，中国和各成员国政府搞好关系并非意味着中国和欧盟就能搞好关系。尤其是当下，中欧关系甚至中国和各成员国关系，插入了俄乌战争这一因素。中国因为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秉持所谓“中立”，让欧洲对中国的真实立场产生怀疑，警告北京不得军援俄罗斯，并将此作为各成员国和欧盟加强还是削弱同中国关系的衡量指标。 近年来，鉴于新疆、香港和中国国内的人权问题，中欧关系受到很大损害。特别是在疫情三年，随着华盛顿围中战略的实施，这些问题驱使欧洲多数国家尤其是“新欧洲”基本跟随美国反中。欧盟2019年就制定了新的对华战略，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合作伙伴指的是欧中可以在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和减排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竞争者指的是欧中在经济上是竞争关系；系统性对手指的是欧中在政治制度、人权等问题上是对手。俄乌战争发生后，北京的态度让欧洲国家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5月12日在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后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支持“重新校准”对华战略，这个“重新校准”就是欧盟在坚持对华“三重定位”时，要加强对华竞争，“去风险”，重新审视欧中经济关系，这虽然不意味着对华经济“脱钩”，而是重新平衡欧中关系，但正如德国总理肖尔茨最近在欧洲议会的演讲所说，中国仍是欧洲的合作伙伴，但两者的竞争性和作为系统性对手的一面加强了。 北京当然认识到欧洲对中国态度和立场的这种微妙变化。秦刚此次对欧洲三国的访问，就是要加强中国和这三国的联系，并通过它们试图将中欧关系导向北京认为的“正确的航道”。他在奥斯陆同挪威外相维特费尔特共同会见记者谈到中欧关系要持续稳定发展，需要做到三个坚持，即坚持包容的世界观、进步的历史观、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对欧洲的“去风险”，秦刚在柏林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共同会见记者中也警告，如果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那就是在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去发展。 “新欧洲”和“老欧洲” 然而，北京也明白，尽管以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内部特别是所谓的老欧洲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寻求欧洲的“战略自主”，适度和美国拉开距离，可欧洲要真正做到战略自主并非容易，原因不仅在于，欧洲内部在这一点上远未达成共识，特别是新欧洲反对。俄乌战争以来，欧洲真切感受俄罗斯的战略威胁；而且也是这场战争，让美国的军事力量通过北约更深地支配欧洲，在经济尤其能源上，欧洲也开始依赖美国。北京想要分化欧美，在中美对抗中作为一个中立第三方，基本上做不到，至少在目前阶段，欧洲无力摆脱美国，形成战略自主的独立一极。故而，北京强化欧洲的关系，真实目的是在中美对抗之下，让欧洲不过于跟随华盛顿反中，至少是几个欧洲大国，不随美反中。 欧洲和美国，在对华战略和政策上有着一致性，如对人权、经济去风险化等，欧美对中国有着同样的诉求。但欧洲也有自己的战略利益考量，欧中关系的竞争性虽然在加强，可还维系合作基调；美中关系则以竞争或对抗为主，合作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另外对欧洲，北京也并非没有筹码，最大的筹码还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恢复正常后的中国市场，对因俄乌战争造成严重通胀和经济可能衰退的欧洲，特别是法、德、意、西等传统欧洲大国，仍然具有大的吸引力。它们的政府和企业虽然通过这场战争，认识到在产业和供应链上，过于依赖某个价值观差异很大的国家，会有风险，因此提出“去风险”，但这是一个长过程。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对某些国家来说，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反而会更深。比如德国去年的对华投资仍在增加，空客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进一步提高。其次，气候问题关乎欧洲的未来，全球减排要取得成果，中国是关键，欧中在气候问题上可以深度合作。再次，与气候问题相联系的是新能源，欧中也有合作空间。最后，中国对俄乌冲突的劝和促谈立场，也开始被欧洲多国接受，如果中国的斡旋能够取得某些进展，有助于改善欧洲对中国的认识。 可以说，基于这些利害关系，除非北京对台湾发动武统，欧洲不可能完全站在美国的立场去遏制中国，连英国外相前不久在谈到中国时亦表示，新冷战和孤立中国是个错误，不符合英国利益。而北京加强和欧洲的关系也不是平均用力，而有选择。它把主要精力用在经营老欧洲特别是其中几个大国上，对新欧洲则把重点放在匈牙利和波兰，对捷克和波罗的海三国，由于它们被中国视为秉持美国意志反华，北京采取的是斗争方式。因此，未来几年，如果没有特别损害中欧关系的事情发生，中国大体会按这种互动模式发展同欧洲的关系。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德国之声致力于为您提供客观中立的新闻报导，以及展现多种角度的评论分析。文中评论及分析仅代表作者或专家个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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