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谈“二战以来的最大危机” 提到了中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戈夫在接受德国《商报》时如此断言。他为何认为世界经济面临“二战以来最大危机”？当前世界经济最大风险是什么？他为何会说“（中国）这个国家有很大的自信”？

　　【德国《商报》网站9月9日报道】题：“我们将走向二战以来的最大危机”（记者延斯·明希拉特）

　　多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思·罗戈夫一直是对全球经济发展持极大怀疑态度的警告者之一。他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俄乌冲突、能源冲击以及通胀强势回归，都将导致世界经济面临“二战结束以来的最大危机”。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位经济学家还抨击了过去十年的主流经济思想，即认为高额国债几乎没有任何问题的想法。

　　最大风险是高通胀率

　　德国《商报》问：新冠大流行尚未结束，欧洲又爆发了一场战争，接踵而来的还有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您会把当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与什么情况进行比较？危机永远不会结束的感觉。

　　问：您最近谈到了席卷世界经济的“完美风暴”。真的会变得那么糟糕吗？

　　答：情况比五年前要糟糕得多。全球经济可能陷入衰退。极不寻常的一点是，地缘政治不稳定在全球经济前景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正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强势回归，能源危机.....这一切都让我想起了上世纪70年代的情形。

　　问：美国经济产出已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萎缩，欧洲经济也出现疲软。您认为恢复增长的最大希望在哪里？

　　答：如果没有政治风险和高通胀，拥有灵活经济和灵活劳动力市场的美国可能前景更好。总体而言，我认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高通胀率。欧美中央银行现在必须更加明确传达它们正在坚定地解决这个问题的信息。它们犹豫太久了。

　　问：我们现在是否达到了通胀的顶峰？

　　答：在美国，若能源价格正常化，通货膨胀率会再次下降。但关键问题是，我们最终将把通胀率降低到什么水平。到今年底和2023年，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保持在4％到5％的水平。我认为美联储不会将通胀率压低到2％。我们将在未来五六年内看到3％到4％的通胀率。

　　问：欧洲央行一直说通胀是“暂时现象”。央行官员的模型失败了吗？

　　答：至少他们通过设定通胀目标并用所谓的前瞻性指导来控制通胀的做法失败了。前瞻性指导是指试图通过交流沟通来影响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在美国，美联储本应更早作出反应。

　　美刺激计划规模过大

　　问：很多国家几乎没有财政政策回旋余地。在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130％。救助政策是否达到极限？

　　答：很明显，拜登在2021年3月推出的美国经济刺激计划规模过大。就像之前特朗普的一揽子救助计划一样，拜登的计划也不好：没有针对性，给每个人发钱，支出太多。经济学家也应该对这一失败的政策负责。多年来，美国的辩论一直由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主导。这最终导致了荒谬的现代货币理论，以及高额国债不再有任何问题的信念。

　　问：这听起来像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清算？

　　答：认为财政政策必须发挥稳定作用并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是错误的。过去几年的支出政策剥夺了我们现在急需的财政回旋余地。尤其是在美国，我们一直低估了经济结构稳健的重要性。

　　问：欧洲央行首次采取了重大利率举措。您如何评估欧洲的局势？

　　答：欧洲的情况极其困难。乌克兰战争的后果在那里更为直接。当前能源冲击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从经济上讲，这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冬天。除了缓和这些冲击，政府别无选择。毕竟，与美国不同，欧洲拥有运作良好的社会福利网络。

　　问：您说美国应该以欧洲社会福利网络为榜样，同时您又批评规模过大的一揽子救助计划和高额国债。这两者如何协调起来？

　　答：这可能只有按照计划提高富人的税率才能实现。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即使保守派也必须承认，对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征收更高的税率不仅是公平的，而且也是加强社会凝聚力所必需的。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不平等现象再次加剧。这是一场灾难，因为它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和冲突。

　　中国仍主张全球合作

　　问：当前经济和政治思维似乎发生了逆转：不再关注全球一体化的机会，而是转向其风险。您认为这有必要吗？

　　答：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无论如何，去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发生。这不是好消息，因为这也会推动通货膨胀。

　　问：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它也比几乎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依赖俄罗斯能源。“通过贸易促改变”的信条是否幼稚？

　　答：我不太确定。至于俄罗斯，德国当然不得不与这个邻国共处。相互接近是正确的，没有人愿意像冷战时期那样生活。这是否意味着必须陷入这种能源依赖？当然不是。这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但在我看来，通过经济上相互接近来实现和平的总体尝试似乎是正确的想法。

　　问：现在地缘政治成为经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与中国脱钩是必然的吗？

　　答：作为一个自认的全球主义者，我不这么认为。中国仍然对全球合作感兴趣，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国家有很大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