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实施至今不足两年，香港净移出人数高达32万人。最新民调显示四分之一港人计划移民，其中非民主派拟撤离的比例上升。德国之声访问两名“蓝丝”香港人，了解他们为何宁愿背负“背叛”的罪名也坚持举家移民。 两个月前，55岁香港商人Chris（化名）完全没想过移民。两个月后，他已经在加拿大温哥华定居，“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 Chris在香港土生土长，与太太育有两名子女，是典型的中产家庭。2019年反送中运动，他反对暴力示威、支持警方镇压抗争者，立场属于建制派的“浅蓝”，“不要什么都说要自由，不要妨碍经济令我没饭开（没生意）”。 他对德国之声形容，自己“心系中国但不是共产党”，不过也不希望政权倒台，恐怕中国因此陷入战争和内乱。他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尤其是港人在大湾区可以大展拳脚，有计划北上发展销售团队。 然而这一切在去年底改变。12月他陪同念中学的儿子赴温哥华升学，本来计划安顿好儿子就回港，未料香港政府因应Omircon疫情，1月初对英国、美国、加拿大等9国实行航班熔断机制“禁飞令”，他被迫滞留当地，归家无期。 期间适逢温哥华大风雪季节，起初非常不适应、归心似箭，后来为了打发时间去爬雪山、做义工、上兴趣班，认识更多本地人和文化，慢慢融入加拿大生活，并欣赏当地“政策以人为本，活得有尊严，尊重不同人的生活方式”。 同一时间，他隔海看到港府处理第五波疫情的手法，对当局彻底失望。“政府和高官以政治正确、不掉乌纱为优先，只著眼于压低确诊数字，交功课给上面，过程中不是以人的角度出发。林郑形容抗疫是‘在打仗’，其实意思是打仗总有人会牺牲，上头下了军令就一定要做到。” “很多老人家被迫在寒风中、下著雨在医院外面露天排队，这一来毫无人性，二来也可能造成交叉感染。我会担心我93岁的外父和太太日后如果有事，他们的医疗和生活需求不被政策层面去照顾。” 他认为即使特首换成李家超，结果也一样，不看好香港未来数年局势。“特首换了，下面的行政团队还是一样，起码要3至5年才能换血。他接下这个烂摊子，未来几年又会消耗时间在政治任务，这会直接影响我的民生。我作为纳税人、是香港政府的客户，但产品很差又投诉无门，它改善不到产品，那我就转用另一家公司吧。” Chris索性“就地移民”。受惠于加拿大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推出的“救生艇计划”，他在温哥华报读了硕士课程，今年7月入学，期间儿子可以在当地免费读书，最快14个月内毕业后可申请成为永久居民，到时连未满22岁、身在香港的女儿也可以一同申请。他坦言自己很现实，付2.6万加元（约1.9万欧元）学费就可以一家移民，“计算成本后觉得很划算”。 过去两个月10万人移出 根据香港入境处数字，2020年7月1日《国安法》实施之日起至2022年4月2日，由机场净移出的香港居民高达32万人，这相当于两个湾仔区的人口，连特首林郑月娥也在3月底承认，香港人才流失“是不争的事实”。 净移出人数在2022年加速飙升，单是今年2月和3月已有近10万人离开，较去年同期的1.1万人增加近10倍。香港学者梁启智分析，如此大幅增长与香港爆发疫情有很大关系，过往香港较世界其他地区安全，不少人愿意留港，但当香港不再安全，留港的理由就不复存在，而其他促使他们离港的理由也相对变得重要。 防疫政策令香港沦孤岛 对44岁建制派商人陈先生来说，疫情也是移民的导火线。他一直与中国内地关系密切，过去二十年在上海、山东等多地有投资及生产项目，但去年底开始筹备移民，明年初将与太太和两名7岁和3岁的孩子，搬到加拿大多伦多定居。他对德国之声说：“我挣扎了很久，工作上要放弃很多，但这一刻家人最重要。” 陈先生原打算待大女儿小学毕业、打好中国文化基础，才送她们去海外留学，但过去两年多疫情下，大女儿有七成时间都没有回校上课，“距离我当初希望她学好中文的目标有很大落差”。在防疫限聚令下，假日不能带女儿如常上教会、做义工，或每年一次出国旅游增广见闻，影响孩子的全人发展，遂决定提早动身移民。 香港第五波疫情似乎印证了他移民是正确的选择，他表示对港府管治水平非常失望，“有一年时间准備仍然这么不堪一击”，疫情也暴露了香港的尴尬定位，在国家政策和世界主流之间摇摆不定。“你要不就坚持清零、与内地通关，要不就全面开放、与外国通关，任择其一都可行，我都会支持——如果和内地通关我就和内地做生意，如果和外国通关我就和西方做生意。但香港两边都不接轨，变成四不像，沦为一个孤岛。” 相比之下，他认为外国“起码政策很清晰”，与病毒共存，让经济和生活回归正常，小朋友也可以上课。 17%非民主派拟移民 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像陈先生和Chris这类中产建制派家庭，加入这一波香港移民潮。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3月底的民调结果，受访者中有计划移民的有24%，较半年前的调查上升4个百分点；调查细分民主派和非民主派支持者的回应，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有17%称有计划移民，较半年前上升5个百分点。 问及受访者的移民原因，35%人回答是“个人自由”，“家人的前途”和“香港的政治”分别有16%。另外被问到对未来政治环境的意见，只有27%受访者表示有信心，58%受访者表示无信心。 在香港经营移民顾问公司的胡康邦对德国之声表示，2020年《国安法》实施后生意额每年增加近四成，现时每月平均接获500宗移民查询、40至50人签单，近日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参选后，查询个案也立即增多。他直言：“我们就是香港的寒暑表。” 胡康邦透露，客户当中约十分之一估计是建制派，或有中国内地背景的人，即早年移居香港的内地人，当中不乏上市公司主席。“从殖民时代、英国的制度，到现在中国的制度，无论你喜欢哪一种，今日的香港的确是改变了，这些人也看到这个改变，认为始终是外国比较安全，无论是财产还是人身方面的安全。” 他说没有子女的夫妇倾向“用钱买居留”，投资葡萄牙、希腊或土耳其等地的项目，每年在当地住几天就可以永久居留，最低入场费仅28万欧元。有子女的家庭则因为教育制度而选择英语国家，其中爱尔兰成为踏脚石，“尤其是在中国内地出生的人，没有BNO，他们想帮子女拿到爱尔兰护照，日后可以去英国读大学”。 忧港变单一 事实上，温和建制派也不愿忍受国安法时代下的动荡。陈先生多次强调安全和稳定，指出香港回归25年“应该改的都改了，但越改越差”，管治水平也不济，“之后会不会国内派些高手来管治呢？到时又会有另一波震荡”。他表示长远来说仍看好香港，期待和内地有更好的融合，但在香港稳定下来之前会避险。 移民到温哥华的Chris则重申反对暴力、“最讨厌看到人吵架”，但现时政策只是把政治矛盾强行压住，并没有解决问题，比如“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立法会清一色建制派。“我一向讨厌民主派，但也投过票给民主派候选人，因为我觉得议会不可以只有建制派的声音。民主派很不济，但就算他们十句有九句都是废话，只要有一句有建设性，对社会都是有价值的。没有反对声音，权力是会腐化人的。” 教育也变得单一，他担心随著中国与西方日益对立，香港在“国安任务”下只会“教一边”，两名子女“仍处于发展的窗口期”，不希望他们思维受限。“我不反对国民教育，但反对只有‘伟大了我的国’的教育，如果刻意贬低人家，不停说美国佬、英国佬怎麽不好，下一代的眼界只会越来越窄，少了一份谦虚去欣赏和学习别人的长处。现在的教育制度很窒息，因为年轻人反政府，就用教育令他支持政府和国家，这是功能性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学生的成长好。” 资讯环境也变得封闭，Chris说向来讨厌《苹果日报》，认为该报如涉煽动而被关闭是“合理做法”，但此举所造成的寒蝉效应，导致立场新闻等网媒相继停运，他并不乐见。“传媒应该建设性批评、文明地骂，但国安法下人人都怕中招，什么都自我审查。以前香港百家争鸣，骂共产党的、亲共的、亲台的、文人办报的，什麽报纸都有，连跑狗、跑马都有报纸！没有人管你，就是香港最好的时候。” 被深蓝批“叛国” 不过上述想法，Chris对记者表示很少跟身边朋友分享，其移民过程也非常低调，因为身边不少深蓝人士“思维太单一”，认定移民就是不忠诚、背叛，或者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他说曾向一位蓝营朋友透露移民意向，对方用了很多时间“晓以大义”。“她不断跟我讲未来是大湾区机遇，有爆炸性的机会，一定要留下来发展云云。我之后都不会跟深蓝多讲，费事解释那么多。” 育有两名幼女的陈先生也表示，深蓝人士標簽移民的人是“叛国”，但他自言没有包袱。“因为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是理性的人，我是为了小朋友的将来而走。我爱国是另一回事，我在加拿大也爱中国。” 不像“黄丝”走难心态 九七移民潮的港人不少是抱著“买保险”的心态，打算取得外国国籍后回流，属于“移民不移居”，但不少学者分析指《国安法》引发的这一波移民潮，大部分人是“有去无返”。 不过对于两位“浅蓝”建制派而言，他们并不打算永久离开故土。陈先生强调自己的根永远在香港，有朝一日会回来。“如果稳定了香港，疫情也过去了，我会想回来，老了也想返香港退休。我也相信小朋友在外国学习完，长大后可以回国内工作、发展，吸收了别人的好东西，再贡献自己爱的地方。” Chris也形容“我不是典型移民”，不像很多“黄丝”抱著“走难心态”，把香港的东西连根拔起，到外国“寄人篱下，settle for the less（退而求其次）”。他无意出售香港房产，会在香港保留基地，甚至不忘到大湾区发展的梦想，“如果香港真正融合9+2大湾区，同时保持与国际的交流，我希望可以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引入内地为他们做coaching”。 他期望《国安法》会像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实施的“游荡罪”一样，“当社会不再担心有暴动，就不会再执行这条法律，而不是被‘拿著鸡毛当令箭’作为尚方宝剑”。在这场风波过去后他会考虑回去，但在此之前，他已用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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