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家庭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陈昌雨抱着母亲禹秀英的遗像在宣威市殡仪馆前

　　昨天，云南宣威的陈昌雨在微博上说，他母亲禹秀英被烧伤致死一案的调查取证工作已经结束，其父陈继卫涉嫌故意杀人，已被正式批捕。至此，轰动一时的“为亡母大义灭亲控诉父亲”事件暂告一段落。

　　3月14日，在一场家庭纠纷中，陈继卫将汽油泼向妻子禹秀英后点燃，致其全身烧伤，事后，他本人的手和脚也被部分烧伤。当时只有这对夫妻俩在场，没有其他见证者，两人都说是对方泼的汽油、点的火。但在20岁的儿子陈昌雨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对母子俩辱骂殴打，“只要他一不开心、一不高兴就拿我和我妈撒气”。

　　3月22日，陈昌雨从广东赶回老家，照顾父亲半个月至其出院，再照顾母亲到她7月28日临终前最后一刻。他决意要为母亲讨回公道，坚持要求进行尸检，由于担心警方不立案，亡母的尸体一直停放在殡仪馆，直至10月16日尸检结果出来后才火化。母亲四个月的住院费和停放殡仪馆的三个月，让他欠下了十几万。10月，警方终于正式立案。11月20日，逍遥法外已八个多月的施暴者陈继卫被刑拘。

　　陈昌雨说，他怨恨父亲，“如果法律允许的话，我想拿刀把他砍了”。在他为母亲伸冤的这几个月里，无数亲友都劝他“算了”，在母亲死后维护那个本已破裂的家庭的完好，但他坚决要求把父亲送进牢狱。经过这一悲剧，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家，“回去之后留给我的只有伤痛”。

　　尽管迟到的正义总比没有正义好，但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儿子排除各方阻力抗争到底，其母很可能就白死了。如果把汽油泼向任何一个陌生人，纵火致死，作恶者能如此轻易逍遥法外吗？可以说，家庭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

　　陈昌雨和母亲禹秀英前些年的合影

　　这并不只是假设。去年6月，浙江龙泉的陈某凌晨醉酒回家，结果走错了门，用力踹开了邻居汤某家的门，将她及其丈夫都殴伤。最终，他被判赔偿1万元，并处以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然而你可以想见，如果他踹坏的是自家的门、打的是自家老婆，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

　　这还算是直接造成了伤害，如果是长期家暴、虐待，导致受害者自寻短见，那么哪怕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悲剧，但施暴者大概率不会被绳之以法。无数被父母长期严厉对待、最后走上绝路的孩子，事后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们的父母已经得到了惩罚”，但却不会入狱——换言之，如果这些父母对孩子的死无动于衷，他们相当于逼人致死却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在此存在一种双重道德：你不能对陌生人做的，对最亲近的家人做却没事。这个对中国人的生活而言最为重要的社会单元，却也是你最无法摆脱的重负——只要你置身其中，不管你自愿与否，都得让渡部分个人权利，因为当你遭遇不公时，所有人都会劝你“为了这个家，算啦”，仿佛家的存续比人命更重要得多。

　　不仅如此，这个“家”是超越是非善恶的，因为无论对错，全社会都默认你得维护它。所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它牢不可破到哪怕存在不公不义也不能动摇的地步。西谚说“无论对错，终是吾国”（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那对中国社会来说，或许就是“无论对错，终是我家”。

　　前些年，“疯狂英语”的创始人李阳被爆家暴，他的外籍妻子Kim曾说，她最怕的还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她挨打之后，向人哭诉遭遇，却得到男性劝诫：“你说得对，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事实上，90%以上的家暴只要在第一次发生时干预得当，之后都不会发生。然而，它之所以如此普遍存在，恰是因为在这类事件发生时，“家”仿佛是一个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干预的黑箱，受害者的主观意志并不能阻止悲剧一再发生。

　　在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这是不时会出现的一幕，而那些注重家族传统的文化中，此类现象尤为严重。韩国人口学家朴光骏早就意识到，天主教国家和东亚具有一系列相似，如亲子关系紧密的“坚固家庭”（strong family）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把家庭看作是女性主要乃至唯一的生活场所，离婚率低、非婚生子女率低，以及生育率极低。他的结论是，这些共同点“源于天主教的家族主义与儒教的家族主义的相似性”。

　　爱尔兰裔美国作家Thomas Lynch在《往来于故土之中》一书中说，爱尔兰人有大男子主义倾向，很多著作都认为爱尔兰男人比别的民族更“不明白”女人，“爱尔兰裔美国男子也同样，除非祖上混入了意大利、墨西哥或俄罗斯血统，那么他们就不是不明白女人，而是根本不管女人想什么了。”

　　他不无嘲讽地说，“那个时代在爱尔兰，没有人会有前妻”，因为根本不允许离婚，

　　当然爱尔兰并不缺少家庭悲剧，不缺家暴，人们只是不离婚而已。离婚不被允许。因此人们分居，过着像离婚一样的生活。

　　1986年举行了离婚公投，但神父们都在乡间讲道反对，公投因为相当数量的反对票没有通过。但男人和女人们还是想要争取公民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他们继续游说政客，直到1992年，这回因为相当数量的赞成票通过了离婚法。

　　前一阵，深圳一名17个月大女孩的母亲廖丽收到法院的第二次判决书，判不离婚，尽管她和男方都同意离婚。法官很直率地说：“我们法院前面判的案子全部第一次起诉都判决不准离婚，你这个案子就要我来吃这个螃蟹啊？”

　　这样，对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代来说，家庭就变成了一个桎梏和风险：你可以自由加入，但却不能自由退出。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再三权衡，那是否真的值得自己投入进去。

　　这种社会心态的微妙变动当然会体现在相应的数字上，从日前公布的统计年鉴来看，中国每年的结婚对数已连续7年下降，但离婚率倒是止住了攀升的势头。很多人对此的直觉反应可能都是“如今结婚成本（房价、彩礼）太高了”，而对离婚“调解为主”的做法则取得了成效。

　　然而，结婚对数下降背后可能的相关因素太多了：适婚人数下降；婚姻不再像以往那样扮演多种功能；人们对灵魂伴侣的要求升高，不再那么愿意将就；LGBT和独身主义的兴起……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不容易被人感知的间接因素，但这个直觉上是“坏事”的，换一面看其实可能是“好事”。

　　反过来，看起来是“好事”的，其实也很可能间接促成了这个“坏事”：离婚率的下降看来被视为“好事”，但正是因为这几年来离婚越来越难，这使得人们更不敢轻易结婚。

　　为什么在中国，个人主义与家庭发生冲突？在英美当然也有家暴，但这两者至少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因为当家庭是两个自由人的自主自愿联合时，个人意志在家庭结构中是可以得到容纳和尊重的。

　　然而，当维护家庭本身的完整与稳定压倒了个人权利和个人意志时，那么势必就得有人为了照顾他人感受而“顾全大局”、屈己从人——而那通常总是弱者。老话说“百忍相安”，原因不外乎此。

　　我妈曾对此说过：“要有感情，就得有人肯做出牺牲。”这话饱含辛酸，五味杂陈，暗示了在大家庭中无法避免的处境：要想取得表面的和谐、讨人欢心，就得委曲求全，那种“感情”不是平等基础上的“感情”。

　　对中国人来说，“家”原本是一套综合机制，集福利、救济、生产、繁育、社会安定等功能于一身，相比起来，感情其实反倒并不怎么重要，只不过是“关系”良好时的顺带结果。能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改变这一切，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或许可以肯定：只有当这些功能逐步被分离出去后，两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之间才能有真正的感情，家庭才能不再是流氓的庇护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