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坏的尚未来临 这或是修复美国制度所需要的震荡

　　从记事起，我就认定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就像一株幼苗向着金色的太阳生长，我天生就善于寻找光明的一面。

　　当然，近年来，这种信心愈来愈难以维持。我长期报道的科技产业已经失去了叛逆的锋芒，变得垄断而且渴望权力。总体而言，美国经济呼应了这些趋势，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其他人都受到忽视。与此同时，整个星球都变得愈发不适合居住。

　　然而，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仍然是乐观主义者。恢复活力的民主党似乎准备推动重大问题的宏大解决方案，从医疗到教育，再到气候变化。终于出现了一些关于控制垄断、创造更公平经济的讨论。确切地说，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但如果眯着眼睛仔细看，还是能够看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现在一切似乎都已失去。新冠病毒和我们国家对它的灾难性反应，对我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来说不啻为当头一棒。如果绝境中尚有一丝希望，我们必须努力去寻找。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当前面临的所有问题有可能会比想像的还要糟糕。新冠病毒就像一枚热追踪导弹，仿佛专门用来阻碍社会几乎每一个角落的进步，从政治到经济再到环境。

　　要想避免最坏的结果，唯一的方法可能就是对其深思熟虑。为了避免厄运，现在是做最坏打算的时候了。

　　为什么这样悲观？不仅仅是因为近9.2万美国人死亡，数千万人失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联邦政府好像陷入沉睡，国会没有能力或不愿推动这样的危机所需的大规模灾难应对法案，一个废物总统所能表达的最高同情就是“太糟了”。不仅如此，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全球合作也变得支离破碎。

　　除此之外，还有更为根本的问题：在明确这场危机最糟糕的后果，并组织统一战线对抗危机方面，美国惊人地缺乏领导力。事实上，分裂和混乱可能成为当下持久的主旋律。

　　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我提出，互联网可能会带来一个“选择相信你自己的事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同的社会阶层会相信不同版本的现实。特朗普时代，以及现在的新冠病毒，证实了这一可怕的预测。

　　这是因为大流行实际上创造了不同的政治现实。新冠病毒对纽约这样人口密集、种族多元化的民主党城市据点的打击，比对人口稀少、强烈倾向于共和党的农村地区打击更大，在总统及其助手的推波助澜下，这种差异正在助长关于病毒本身性质的非常危险的党派分歧。

　　想想正在兴起的关于戴口罩，或者是否接受某些未经证实的疗法的文化战争吧。看看关于重新开放社会是否安全的抗议吧。现在，让这些分歧更进一步。正如《纽约时报》的凯文·鲁斯(Kevin Roose)上周所写的那样，当疫苗出现时，如果许多美国人受到反疫苗传言的影响，干脆拒绝接种会怎样？

　　病毒的经济影响只会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和分裂。谷歌、Facebook、亚马逊和其他巨头不仅会生存下来，而且似乎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他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不仅是小企业，还有许多美国实体零售商和他们数以百万计的雇员——都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最糟糕的是，这场危机的痛苦可能没有完全反映在广泛的经济指标中，尤其是，如果像2008年衰退后发生的那样，复苏之路漫漫，而且主要惠及富人。已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数万人死去，数百万人失业，但股指正在反弹。

　　经济方面的影响也造成了政治影响：病毒引发的衰退可能会进一步摧毁新闻行业，并大幅减少美国在职记者的数量，他们是我们抵御错误信息的最后防线。

　　更糟糕的是，病毒扰乱了解决社会痼疾的新方法。正如《纽约时报》的康纳·多尔蒂(Conor Dougherty)在他最近出版的关于美国住房危机的书《金色大门》(Golden Gates)中所写，在推动旧金山湾区等限制严格的地区建造更多住房方面，活动人士最近取得了成功。新冠病毒可能会使这种改革搁浅。再想想大流行后公共交通的黯淡前景：人们会否干脆退回他们的私家车里，自己开车去任何地方？

　　我给几位经济学家、活动人士和历史学家打了电话，讨论我对未来日益加深的担忧。许多人没有我这样悲观；一些人认为，这种病毒可能会促使人们采取目前亟需的行动。最有启发性的例子是大萧条。在上世纪30年代，经历多年无所作为之后，同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一起上台的改革人士终于能够推动通过一些法律，永久地改善美国人的生活。

　　智库美国经济自由项目(American Economic Liberties Project)的反垄断学者马特·斯托尔勒(Matt Stoller)也认为，这场危机可能是我们修复美国制度所需要的震荡。但他也指出，美国未能充分利用我们最近的全国性灾难。9·11袭击在中东把我们推入了不必要的困境。2008年的衰退加深了不平等。

　　让我们不要再次浪费一场危机。我们需要长期、认真地审视这场大流行可能会将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推向进一步毁灭的所有方式，然后一起拼命努力，避免即将到来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