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中的香港“红馆”：期待重现往日荣耀(图)

　　沉寂中的香港“红馆”：期待重现往日荣耀

红磡香港体育馆正门。 A14-A1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2020年1月1日晚，位于红磡的香港体育馆(下称“红馆”)内，漆黑又寂静。红、黄、蓝、绿四面观众席空空荡荡，场馆中央没有炫目的灯光和华丽的舞台，也没有唱到声沙的歌手和熙熙攘攘的歌迷。

　　正门前的黄色栅栏上，张贴着陈奕迅演唱会取消的告示。售票口前，零星有观众前来办理退票事宜。几位清洁阿姨早早地完成了工作，聚在一起聊天。一辆载有许多绳索的面包车停在一旁，三三两两的工人来来去去。红馆不营业的日子里，他们将对场馆内部设备进行维修。

　　从2019年11月18日至今， 红馆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不营业了。这是红馆建成36年来鲜有的沉寂。

　　2019年6月起，香港陷入“修例风波”。11月中旬，示威者与警察在红馆附近的香港理工大学发生剧烈冲突，红磡海底隧道、人行天桥遭到焚烧及毁坏，附近的交通全面瘫痪。

　　基于安全及交通状况的考虑，陈绮贞、陈奕迅等多位歌手先后宣布取消原定于在红馆举行的演唱会。“全港取消的演唱会最少有几十场，对整个行业的冲击非常大”，在演艺行业工作三十余年的李华说。

　　曾经星光熠熠的红馆，是香港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承载着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如今，身处漩涡中的红馆热闹不再，香港演艺行业也陷入了暂时的低迷。人们期待这场风波能快点过去，也期待这块圣地能重现往日的荣光。

红馆告示栏里，有陈奕迅演唱会的海报和取消通告。

　　一个月25场演唱会取消

　　2019年12月9日晚，红馆室外空旷的场地上，冠状的彩色路灯闪烁不停，灯下零星有人经过。

　　有人掏出一张演唱会门票，对着红馆拍照——这是一座呈倒金字塔型、拥有白色外观的建筑；有人在宣传栏前驻足，盯着里面陈奕迅演唱会的海报停留许久，紧邻着这张海报的，是演唱会取消的通知；还有人坐在石凳上，一边挥舞着从家里带来的荧光棒，一边看手机里以前的演唱会录影。

　　按照原本的计划，这天应是陈奕迅举办“Fear and Dreams”首场演唱会的日子，从2019年12月9日持续到2020年1月7日，总共25场。但这天，演唱会取消的公告贴满了宣传栏、售票口和红馆的各个入口。

　　这是继2013年红馆演唱会后，陈奕迅再次在红馆演出。“尽管前些年陈奕迅在各个地方都有表演，但红馆终究是不一样的”，陈奕迅的歌迷罗天说。2017年冬天，她曾在台湾大学体育馆看过一场陈奕迅的演唱会，可她坐在后排，看不清陈奕迅的样子。

　　而在红馆，室内有4面观众席，因坐席陡峭，人们习惯将不同的席位称为“山底”、“山腰”和“山顶”。场馆内，没有一根钢筋支柱阻碍观众的视线，中央悬挂有四面巨大的银幕。这样的设计，使得坐在“山顶”的观众也能清楚地看见舞台上的表演。

　　这是香港第一个大型场馆，最多可以容纳12500人，建立的初衷是举办体育活动。

　　从上世纪60年代，香港市政局就在计划兴建这么一座符合国际标准的室内体育馆。九龙红磡湾的一块填海地是绝佳的选择——紧邻正在兴建的红磡火车站，旁边是一条贯穿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海底隧道，交通便利。

　　1983年红馆建成后，不仅承办了东亚运动会、世界女排大奖赛等文体活动，还包括大量的演唱会。据港媒报道，演唱会每年占据了红馆大约80%的预订。

　　“红馆以前，香港是没有大的场馆的，有了它之后，我们才能看到那么大型的演出，它的成立推动了香港演艺行业的发展”，李华是一家娱乐公司的总经理，负责演唱会的筹办工作，他说，“红馆的档期向来是一日难求，一般都要提前一年申请”。

　　“大家都知道红馆地位特殊，竞争激烈，不是每个人都能申请得到。”2016年，郑中基想召开入行20年演唱会，但向红馆申请了7次才成功。歌手黄凯芹也在微博上透露，他向红馆申请了22次演唱会都没有获批。

　　即便是2005年毗邻香港国际机场的亚洲国际博览馆建成，也未能撼动红馆的地位。“我们都知道其他场馆正在筹建中。但红馆是这座城市的心脏，它已成为香港人民热爱的地方。我认为它永远都是不可替代的”。英皇娱乐演唱会部策划及总监Alex在接受港媒采访时说。红馆交通便利，即便是从深圳过来的内地观众，也可以直接搭乘东铁线直达。

　　对陈奕迅团队而言，12月的档期得来不易。由于恰逢圣诞节和新年假期，12月是红馆一年中最宝贵的时间段，每年都会有许多歌手争夺。早在一年前，陈奕迅团队便向红馆提出了申请，据港媒报道，同时参与竞争的还有刘德华和谢霆锋。

　　去年12月30日，红馆公布的“普通订租”待租用日期表显示，今年1月到11月的档期均已排满。这也就意味着，今年取消演唱会的歌手们如果要再次重返红馆，最早可能要等到今年12月。

红馆的造型像一颗白色钻石。

　　“每天上下班都提心吊胆”

　　但2019年6月香港的“修例风波”，令热闹的红馆也卷入漩涡之中。

　　最先受到影响的是香港歌手容祖儿的演唱会。8月5日是容祖儿去年的首场演唱会的日子，当天，有示威者上街，香港多条线路交通堵塞，在红馆门口，也有人堵路。考虑到观众无法按时到场，容祖儿将演唱会开始时间延后了45分钟。

　　到了去年10月份，矛盾日益激化，香港街头不断出现暴力伤人事件，陆续传出了红馆演唱会取消的消息。台湾歌手陈绮贞取消了原定于红馆举办的20周年演唱会，阔别香港7年的王力宏也宣布取消红馆演唱会。

　　红馆附近的冲突在去年11月中旬达到巅峰。11月11日，示威者开始发起堵路行动，迫使市民罢工。红馆附近的海底隧道作为连接港岛和九龙的交通要塞，每天行车量高达26万。当天一早，一名示威者从人行天桥上扔下了一把椅子，随后几天，示威者封堵隧道双向行车线，烧毁了十多个收费亭。

　　2019年11月17日晚，冲突更加激烈。示威者不断向警方投掷砖头、汽油弹等武器，甚至用弓箭射中了一名警员的小腿，警方则调来了水炮车应对攻击。示威者还在人行天桥上纵火、堆放杂物，警方从天桥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这道连接红馆和香港理工大学的天桥，成为了冲突的核心地带。

　　当晚，红馆内正在举办“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香港公开赛”决赛，馆内外像被隔绝开的两个世界。红馆的工作人员王青告诉新京报记者，馆内坐满了9成的观众，23岁的香港运动员李卓耀与印尼选手真庭打得火热。“人们都在关注比赛，好像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直到19点左右，不断有警车开到红馆附近，有弹药的气味从外面飘进来，比赛的组织者突然关闭了红馆的闸门，王青才意识到冲突的严重性。

　　“那段时间每天上下班都是提心吊胆”，王青说。尽管不少演唱会被取消了，但红馆的工作仍要照常运行。她在一次上班路上经过行人天桥附近时，差点被从天而降的砖头砸中。

　　冲突发生4天后，11月21日，陈奕迅演唱会主办方也发布公告称，“因为无法预计和保证25场演唱会期间的观众安全和交通配套，将取消所有场次的演唱会，且暂时无法就改期演出作出承诺。”

1月1日晚，通往红馆的地铁通道空无一人。

　　“如果社会变得混乱，娱乐肯定会死掉”

　　得知陈奕迅演唱会取消，港乐迷韩言反而有了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这些年来，韩言在红馆看过至少10场演出，这次陈奕迅演唱会，他加价1000块买到了一张980价位的门票。演唱会一取消，钱都打了水漂。

　　不久之前，他就听到了演唱会可能取消的风声，做好了心理准备。“我大概能够理解，演唱会不开，除了安全因素外，大家可能真的没有心情做这件事。”

　　韩言在网上看到过一张图，一辆印有陈奕迅演唱会广告的巴士上，被喷了一行黑字，上面写着“香港都已经这样了，还看演唱会？”句末的那个问号，给韩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在一些大事面前，这种小的娱乐对人们来说确实已经“无所谓了”。

　　“娱乐就是社会气氛好才会有的一个行业，如果社会变得混乱，连生活基本的稳定都没达到，娱乐肯定会死掉。”李华说。

　　香港现在的样子让李华想起了2003年SARS肆虐的时候。那年，所有的活动都被取消，市民们整天待在家中，人心惶惶。可这一切又不一样，2003年，市民们团结一心抵抗病魔，如今的香港，社会有了裂痕，不同立场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割裂。“现在人们都是立场优先，不管做什么，都要先看你的政治立场，娱乐活动也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

　　在以前，红馆的氛围是和谐的。坐在台下的人都是为享受音乐而来，他们会挥舞着荧光棒，高声呼喊歌手的名字，歌手也会跟歌迷亲密互动。

　　2019年10月份，李华的一位朋友到红馆看演唱会，歌手从头到尾只唱歌、不说话，现场的观众却不停地喊着运动的口号，他受不了这样狂热的政治表态，提前离了场。“他到现场去只是想听听歌，放松放松而已，其他人把政治带进来，让他感觉很不舒服。”

　　连续多场演唱会的取消，也对香港的演艺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很多演出的主办商、参与方，一年可能有十几二十个演出，突然有一个取消，就会打乱他们所有的安排，现金流水也全部会打乱。”

　　对主办商大公司而言，有足够的现金流来应对突发状况。但对那些负责灯光、舞台、音响的小公司来说，他们大多是通过分期来购买价值高昂的设备，需要依靠演出结束后得到的薪酬来支付余款。“这些钱如果不能及时给到他们，公司可能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李华说。

　　除此之外，参与演出的工作人员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张诗颖是一名演唱会的和音，曾为陈奕迅、谭咏麟、黄贯中等歌手工作，她告诉新京报记者，演出行业内，许多工作人员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合约，薪资以演唱会的场次计算，演唱会一经取消，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拿不到原本的薪酬。

　　“一般一场演唱会，会提前三个月跟我们签约，我们就会把档期给他们留出来，但是薪资都是要在表演之后才会支付的，现在取消了，老板给不给钱，要看老板的人品好不好。”张诗颖说。

　　去年6月，张诗颖出了一张自己的卡带，7月本应是宣传期，但由于这场运动，所有原定的宣传演出都取消了，“好像做什么都是没有用的”。她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香港之外，接了很多在内地、澳门及海外的演出，把损失降到最小。

　　“只有最顶尖的巨星才能唱到红馆”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风波，一年365天，红馆几乎有300天都在演出。时至今日，红馆已经成为香港的标志，两岸三地的歌手们心中都有一个“红馆梦”。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的一位发言人曾对媒体说，“对于很多香港流行歌手而言，登上香港体育馆标志着他们演艺事业或歌唱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也是崭露头角的流行音乐人举办演唱会的梦想场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就在1983年5月，红馆启用的第二周，许冠杰就在这里连开三场演唱会，成为第一位在红馆开唱的歌手。面对将近10000名观众表演，从“山脚”到“山顶”，座无虚席。他第一次在香港体验到一呼“万”应的感觉。在此之前，他举办过观众最多的表演是在可容纳3500名观众的伊利沙伯体育馆。

　　那一年，林子祥、陈百祥和邓丽君也相继踏入红馆，此后，徐小凤、谭咏麟、Beyond、张国荣、梅艳芳等人轮番登上红馆的舞台，每次一开演唱会就是十余场。

　　李华说，在那个时代，只有最顶尖的巨星才能唱到红馆，唱到红馆还不算，还要比谁唱的场次更多。1985年，徐小凤在红馆共开了18场演唱会，次年夏天，谭咏麟就连开了20场，到1987年底、1988年初，梅艳芳连开28场演唱会跨年。歌手们铆足了劲儿，不停地刷新纪录。

　　当时，李华是Beyond的助理。这支与红馆同年成立、在两岸三地久负盛名的摇滚乐队，直到1991年才第一次登上红馆。

　　在那场名为“生命接触”的演唱会上，炫目的白色镭射灯照在舞台上，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用一段合奏开始了演出。李华坐在一侧，守着4个记分牌，偷偷给4个人的表演打分玩儿，谁弹错一个音，就扣一分。

　　李华记得，唱《Amani》之前，黄家驹说，“虽然我们年纪小，但我们清楚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很多天灾人祸，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人为而造成的。在这里希望大家同我们Beyond的想法都一样，希望我们的明天会一天一天地迈向和平。”

　　受香港文化的影响，“红馆”的盛名也传到了内地。1994年12月17日，窦唯、张楚、何勇和唐朝乐队南下，在红馆献出了一场里程碑式的演出。

　　那天，何勇穿着蓝色海魂衫、白外套，一边弹吉他，一边唱了一首描写北京生活的《钟鼓楼》，旁边弹三弦的是他的父亲何玉生，吹笛子的是窦唯。台下的观众们也跟着曲子，投入地打着节拍。直至今日，人们还会常常回味起这场表演。

　　“在香港，几年来几乎没有一场演唱会像这样疯狂”，音乐制作人张培仁在后记中回忆，在那场三个半小时的演唱会中，全程陷入了不可思议的状态。“红馆历来严格的规定阻止不了上万名决心要站起来的观众，他们用双手和喉咙舞动、嘶吼，他们用双足顿地、跳跃，连向来见惯演出场面的媒体和保安人员也陷入了激动的情绪中。”

　　红馆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的登场，也见证了旧人的告别。2003年11月6日，身患癌症的梅艳芳在红馆举办“梅艳芳经典金曲演唱会”，演唱会的末尾，她穿着一袭白色婚纱，对台下的观众说，“我把自己嫁给音乐，嫁给你们”。

　　然后，《夕阳之歌》的旋律响起，她一边唱，一边小心翼翼地提着裙边，缓缓步上铺满红毯的阶梯，不时转身对观众挥手作别：“奔波中心灰意淡/路上纷扰波折再一弯／一天想／想到归去但已晚……”这一幕，成为梅艳芳留给世人的最后影像。一个月后，她在香港病逝。

　　“让拥有不同想法的人，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相处”

　　这些天，张诗颖偶尔会回味起在红馆演出时的感受。

　　2000年，张诗颖第一次登上红馆。当时，她在谭咏麟的餐厅驻唱，谭咏麟在红馆召开“魅力千禧演唱会”时，特意邀请她“来当嘉宾，唱一首歌”。

　　那个夜晚，张诗颖唱的是王菲的《梦中人》。她原本有些紧张，但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一刻，她看见坐在前排的，大多数是以前在餐厅见过的面孔，便放松了下来，“那几分钟，真的就像发梦(做梦)一样。”

　　开始专职做演唱会和音后，张诗颖越来越频繁地站在红馆里，她不再紧张，学会了享受聚光灯和掌声，也习惯了在每次演出后，和同事们在后台煮火锅、煎牛排。

　　她还记得，这么多年来，在红馆表演前的下午，常常会有一个老伯自己带好麦克风、扬声器，在红馆门口唱当晚演唱会的歌。她相信，等红馆再次开张了，这位老伯一定还会来。

　　李华也常常想起2003年举办的一场演唱会。那是SARS疫情缓解后，香港举办的第一场大型活动。

　　李华印象深刻，在万人呼喊声中，黄贯中、黄家强和叶世荣从三个不同的角落走向舞台，一曲《海阔天空》把气氛推向了高潮。“你能看到台下的人都是兴奋的、笑着的，在那一刻，大家都忘记了连日以来的阴霾”。

　　几天前，李华开车经过红磡海底隧道，隧道上几盏标志着可通行的绿色LED灯被破坏了，头顶的人行天桥两侧被黄色胶板封得死死的。马路的左侧，香港理工大学的砖红色建筑被熏得乌黑。路的另一边，红馆依旧在那里，没有任何变化。

　　李华希望，春节过后，演艺行业再重新红火起来。“像演唱会这种艺术形式，是一个能让大家坐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去学习，怎样让拥有强烈的不同想法的人，在一个共同的社会中相处。”

　　现在，在红馆门口的告示栏里，三张刘德华的演唱会大幅海报格外显眼。那是一幅五彩的刘德华抽象画，画上的他穿西装、打领带，望向前方，脸上带着笑。去年11月8日，演唱会开票后几小时内，门票全部售罄。

　　这12场演唱会计划在今年2月份举办，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去年11月17日“理大”风波后，红馆重新开业举办的第一场演唱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华、罗天、王青、张诗颖、韩言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