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战争什么样？多看看叙利亚的武装冲突

　　叙利亚战争已成为当前全球安全和地缘政治焦点，由于叙利亚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地缘价值，多方的介入使叙利亚的局势有越来越复杂的可能。

　　如果叙利亚战争旷日持久，随着参与各国各方综合实力的消涨，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冲突产生“共振”效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缘形势变化和危机，将对全球安全环境、政治格局、军事平衡产生重要影响。

　　叙利亚战争是研究未来战争的案例，从参与主体、战争诱因、作战样式、冲突地域、规模强度、影响范围等多个角度看，叙利亚战争可谓现代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典型案例，深入研究叙利亚战争，可对未来局部战争有个总体的把握。

　　全球化背景下的局部战争也被全球化了

　　根据战争的规模和范围，世界上的战争通常可划分为全球战争、地区战争和局部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典型的全球战争。地区战争通常在洲际范围内进行，如二战中的太平洋战争。局部战争的规模和范围都很有限，往往在单个或少数几个国家领土上进行。

　　未来战争，更大可能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核武器的出现对遏制战争规模扩大化具有显著作用，全球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

　　冷战结束后，不再有美苏这样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且美国“一超独霸”地位的确立和西方同盟体系不断强化，使得爆发地区战争的概率大幅下降。实际上，全球的国家、经济、文化、人口、种族分布情况决定了，欧亚大陆及其周边的海洋，仍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和爆发地。但欧亚大陆上存在着众多有核国家，核武器的威慑作用使得爆发全球战争和地区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美苏两大对立阵营的消失，使得全球化真正成为可能，并自20世纪末期开始加速。全球化深刻改变着国际和国内社会的产业分工、资本流动、人口迁移、文化信息等所有领域格局，与此同时，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发生频率在增大。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虽然后发国家可以借助全球化得到快速发展，但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和引领角色更是得到巩固，客观上造成全球和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失衡状况进一步加剧，造成国内外的矛盾激化。其次，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紧密、相互依存度更高，伴随而来的是各国各方的利益诉求也相应地被放大了，由此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易引发冲突。

　　局部战争因全球化而具有外溢效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事务被国际化了，国内外矛盾密切关联、交织，这种现象同样反映在战争领域。前述几场冷战结束后发生的局部战争，都对地区乃至全球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实际上，也是造成相关国家至今仍然内乱、内战不断的原因，伊拉克战争就是例证。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叙利亚战争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大中东地区形势恶化的后果之一。叙利亚战争始于近年来在北非、中东、中亚等地区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内乱升级为内战。“伊斯兰国”趁伊拉克战后乱局强势崛起并在叙利亚发展壮大，随后在欧洲多个城市发动恐怖袭击，美、俄、叙等国家因此对其实施打击。叙利亚战争引发大规模难民危机，经济发展萎靡的欧盟不堪重负，内部出现分裂并促成英国脱欧，成员国的社会阶层对立，种族矛盾激化。

　　应指出的是，当前，全球化进程虽然受挫，但不可逆转。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疲弱，地缘政治博弈加剧，恐怖主义猖獗，领土争端升级，宗教种族冲突，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等反全球化潮流兴起，给全球安全和发展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以信息革命引领的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在波澜壮阔地展开，为全球化提供了强劲动力，使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继续深入发展。

　　混乱的安全环境易引发战争和武装冲突

　　在一些国家，政府治理不力，经济形势严峻，党派纷争激烈，种族和宗教冲突不断，社会阶层对立，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泛滥，领土争端升级，地缘政治环境恶化等。这些国家混乱的安全环境，使其很有可能成为局部战争的策源地，如战前的叙利亚。

　　“9·11”事件可视为转折点，它标志着战争和武装冲突在参与主体上发生了显著变化：除了传统的国家、国家联盟，非政府组织、恐怖主义组织、极端主义组织、分裂主义组织等非国家性质主体乃至个人，更多地成为战争和武装冲突的主体。以“伊斯兰国”为例，其拥有自己的建国理想、统治理念、严密体系、有力武装，有别于并超越了传统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崛起绝非偶然。

　　另外，叙利亚战争的参与主体前所未有的多元。目前，联合国、北约、欧盟等国际性组织，美国、俄罗斯、欧盟诸国以及叙周边的伊朗、土耳其、黎巴嫩、沙特等国，“伊斯兰国”、库尔德武装、叙反对派等，都在以各种手段介入叙利亚战争。

　　各国各方是否以及如何介入战争，取决于对局势发展的预测，是风险和收益权衡的结果。2015年，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和“伊斯兰国”攻城略地，政府军难以应对，叙利亚国内陷入多方割据、混战的局面。出于各自的战略考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俄罗斯以及叙周边的伊朗、土耳其等国，均以打击“伊斯兰国”名义选择了介入。

　　大国介入使得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走向趋于复杂。美俄因克里米亚和乌克兰问题展开全方位对抗。俄出兵叙利亚，叙政府军防线得以稳固并转入反攻，俄在叙的军事存在也得到巩固，但与美土的地缘利益构成冲突。这样，俄战机被土空军击落、美俄都曾发生“误炸”等事件也在意料之中了。而西方趁机延长对俄制裁，俄与北约纷纷加强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的兵力部署，双方军事对峙态势初成。

　　作战样式因战争主体多元而具有多样性

　　叙利亚战争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未来战争将更多地源自思想认知和意识形态之争。相比因领土、资源等物质利益而引发的战争，在此类战争中，军事手段有很大局限性，更难以达成政治解决，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就是明证。

　　对“伊斯兰国”的打击也是如此，其危害的根源在思想层面，很难根除。其感召力和影响力不受国家和地理边界的限制，借助信息化手段，传播速度和范围前所未有，各类冲突、危机为其思想付诸实践提供了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还被作为相关国家间博弈的工具。

　　值得关注的是，在叙利亚这种战争环境下，陆上战役仍将是决定性的，回避陆上战役会使得战局胶着且战争趋于长期化。叙利亚战争中，美俄均未将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作为选项，都主要依靠空中打击，叙利亚战争仍然是“代理人战争”。采用空中打击可以大幅减少己方人员伤亡，更可保证军事介入的有限性和灵活性。今年年初，俄总统普京宣布从叙撤军，随后3天内，在叙承担主要作战任务的俄空天军部队就完成了撤军任务。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和“伊斯兰国”的防空能力虽然无法限制俄军空中力量的打击自由，但其分散作战的特点也使得俄军空中打击效能大幅下降。打破叙战场僵局，还需依靠火力、人力和战斗意志，并通过一系列艰苦惨烈的地面战斗才能实现。

　　通过冷战后的几场局部战争可以发现，各国在大规模使用地面部队上都很谨慎，这不但是空中力量统治现代战争的结果，更是二战后世界范围内厌战文化趋势使然。由于国际和国内社会对国家主权的普遍认同，一国政府向境外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并发动陆上战争，无论是否获得联合国授权，都意味着对他国主权完整、民族尊严的严重侵犯，需承受极大的国内外压力，且陆上战争不可避免地对当地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伤害，这也将极大提高战后重建的政治、经济成本。

　　（作者李大鹏 单位：海军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