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国从儒家找和谐

多维社记者林桂明编译报导/如今，中国已经跃居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因此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比环保问题显得更加至关重要的了，尤其是因为科学家们已经同意说，气候变化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影响会特别的严重，并且，对人类未来世代的影响远远甚于当代人。

不过，给人总的印象是，中国在有关环境议题上扮演的角色是“磨洋工”者之一，因为中国一直没有按照西方模式来解决环保问题。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近日刊登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宗教研究系中国宗教问题研究学者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副教授从加拿大安大略发出的一篇题为“儒学如何能够遏制全球变暖”（How Confucianism could curb global warming）的文章。詹姆斯米勒在该文中写道，现在，一个“曲线球”正在向世俗的西方政策专家飞来，这个令西方人士难以接住的“曲线球”就是中国智囊们正在公开讨论的话题：在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和谐社会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方面，儒教、佛教和道教能扮演什么角色。

中国并没有完全按西方模式来解决面临的环保问题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几年来都在呼吁，应当善加利用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力量，来实现生态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他表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原则之一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睦。各种哲学都强调一种人与环境平衡的政治智慧。无论是儒教中的天人合一，或是道教中的道法自然观点，又或是佛教的众生平等信仰，这些中国哲学帮助了我们的文化生生不息数千年。它们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武器来防止各种环境危机，建设和谐社会。”

而这也许是一条行得通的途经。

詹姆斯米勒写道，就像纽约时报在最近一篇报导中说的，中国正处在向一种更为清洁的能源转型的过渡时期。

虽然中国的大多数能源需求仍然在靠低能效的火力电厂满足，而且缺乏跟踪气体污染排放的纪录，不过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投资，开发更为清洁的煤电技术，并努力改善其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排放。

正因为如此，尽管国际能源机构在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又将对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所占比例增量的预期从3.2％下调到了3％。显示中国正设法让经济增长的速度超过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速度。

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些好消息。

而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导中，使人吃惊的是中国最大的国有能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董事长曹培玺的坦率声称。曹培玺在回答有关他的公司为什么要投资于这项虽然更清洁，但也更为昂贵的技术时说：“我们不应当纯粹从钱的角度看这个项目，它代表的是未来。”

摆在全世界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超越“纯粹财务角度”，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经济和社会问题并据此作出决策？

这对西方政治经济理论家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理论都是建立在启蒙运动的基础上：即假定人都是自主的理性的个体。

但是，对于那些尚未出生的人的利益，我们怎样才能作出将他们的利益考虑在内的决策呢？

儒家关于自我和集体的一个观点核心，就是尊重前人和后人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如果要问“我是谁”，儒家的的回答是：“我是父母的孩子，也是我孩子的父母。”

儒家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人类就处在一种千百年延续的血缘亲属关系网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如今的个人利益是与其上下几代亲属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

中国以何种方式处理目前及未来的环境问题，这将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詹姆斯米勒在该文结尾写道，让我们来看看现代儒学知识分子中的一位领军人物蒋庆的观点。根据清华大学政治学家丹尼尔"贝尔教授最近的一份报告说，蒋庆提出了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能够将通常被现代民主制度所忽略的那些人的利益考虑在内，这些人包括外国人、未来世代、先人。

蒋庆质疑：“民主制度就真的是保护地球变暖的下一代受害者的最佳途径么？”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承担着一个日益重要的领导角色，我们可以预料，将会出现各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它们是源于多元化的文化传统，其中也包括儒学。

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把西方化作为唯一可靠的发展模式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