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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挺进《乐队的夏天》最后5强
《乐队的夏天》节目组供图
九连真人被观众评为“今年夏天最强乐队黑马”。《乐队的夏天》节目组供图。
九连真人位于连平县的由仓库改成的排练室，现在他们正在物色新的排练场地。新京报记者 汤博 摄 在九连真人出现之前，乐队文化在连平县断档了十几年。《乐队的夏天》节目播出之前，也没有人会想到，如今连平县的名片会是一支摇滚乐队。 今年夏天，因为录制节目，九连真人乐队频繁地往返于北京与连平，阿龙作为乐队主脑，在两个环境中，经历着身份与生活的多重裂变。当更多的可能性展现在未来的图景里，“莫欺少年穷”已然在挣脱文本的窠臼，接壤他心里长久迫切的自我证明——他做摇滚乐是有天赋的，他的音乐品位是好的，他的创作是被喜欢的。 8月3日，《乐队的夏天》决出Hot 5，九连真人遗憾出局。我们跟随九连真人回到连平县，离开舞台的他们，更接近于摇滚的底色，真实之外，一种纯粹的野心让他们在这个夏天扶摇而上，也将顺流而至。 主唱阿龙的野心 阿龙还没有自己的电脑，音乐都存在手机里，有听的歌，也有写的歌。他是九连真人乐队的吉他兼主唱，他的手机是这个乐队作品的开端。 九连真人目前的歌都是阿龙写的，除了创作词曲，还做一些编曲的框架，三人喜欢的音乐风格完全不同，阿龙的编曲并不能让所有人接受，“大家商量着调，不行我也能马上换一个，尽量求一个公约数，但歌曲的氛围绝对不能变。”阿龙觉得作品可以是乐队的，但作品里的情绪必须是私人的，“这事不能太民主，民主就没法创作。” 阿龙外表并不张扬，离开舞台，不太像一个乐队主唱，但他又是摇滚底色极明显的那类人。纯粹的野心，高昂的自信，以及那种必须证明自己的饥渴感。他接受乐队忽然走红所带来的一切，摇滚主唱的标签，小镇青年的设定；也包括使用方言的争议，风格程式化的质疑。无论外界评定如何，都没有成为阿龙精神上的包袱，他可以轻松坦白为了节目效果和观众期待做出的妥协，并承认自己享受妥协所产生的红利。在他身上，少年心气与成熟心智混杂交错，这不是与生活周旋过的技巧，而是关乎乐队生存的智慧。不光要弯道超车，他还要按下快进键。 在主题为“少年时代”的八进七比赛里，乐队重新编曲了根据客家民谣改编过的《落水天》，加入了童声部分，童声部分是乐队作品在节目里的第一次普通话演绎。这首歌在编曲上非常后摇，但最终的呈现并没有让阿龙觉得满意。节目播出之后，九连真人乐队发布长微博，讲述这首歌的由来与改编——最初是写副主唱阿麦的童年经历。但在节目里，歌曲的主题被升华，阿龙认为很多评价将九连真人的作品和经历，赋予了社会性话题，他并不同意，却也不反驳，“并没有想搞得苦大仇深，我不喜欢那种特别严肃的”。阿龙觉得改编《落水天》最大的问题，是人声部分太多，抢占了后摇的风格色彩。而之所以最终还是选定了这个改编版本，是它更容易被听懂和接受。“这首歌就是顺着民意走的，说实话，我觉得土，之前改编的《凡人歌》也是”。 这次由审美的让渡带来的顺利晋级，并没有完全抵消作品的遗憾，但阿龙清楚，这只是一首节目作品，在随后专辑制作时，他会再编一个全新的版本，“这两首歌我以后演出应该也不会唱了”。 随着节目的进程，乐队的商演报价在稳步上升，在新生代乐队里，他们是市场宠儿。阿龙关心乐队的数据，也关心新裤子、痛仰这样成名已久的乐队商演报价，差额即是差距，那是综合实力的体现。阿龙觉得目前乐队演出经验太少，音乐的魅力还是要靠现场验证。他自己有信心，一年前，他做乐队只是想在音乐节上表演，他看过一些音乐节，觉得国内有些乐队已经演油了，“舞台上动都不动”。阿龙说自己不会这样“假演”，“不敢说一定比那些跑音乐节的乐队好，但起码演得问心无愧”。 是继续用客家话演唱，还是适当地将一些作品改为普通话，是九连真人乐队需要不断回答的一个公共问题，潜台词是是否融入主流摇滚体系。大多时候，阿龙的回答像是一种正确的外交辞令，在密集的采访中，磨练得愈发圆熟。如同谈及他们如何受到同样用客家话创作的林生祥与交工乐队的影响，有得体的分寸感。“因为都在问这些问题，大家好像只关心这个。”有人建议阿龙多看书，让乐队在地域文化基础上探索更丰富的人文精神。“那个是影响你思想深度的东西，那不是创作音乐时要考虑的，都别跟我扯这些。” 节目中，张亚东也给过乐队关于普通话的建议，当然，这个建议没有因为张亚东而被特殊看待。阿龙对张亚东印象最深之处，是他对音乐人创作上的另一个建议——搞创作，听歌是最直接的，你想尿，得先喝水。 九连真人对张亚东并不陌生，在参加滚石乐队大赛时，张亚东就是评委，见证了他们的夺冠过程。那是客家话最先受到的关注，“报名的时候，我们的小样是用手机录的，特别粗糙，可能就是因为里面的客家话听不懂，评委老师们才多听了听，给了我们比赛的机会。”《乐队的夏天》是客家话创作真正的公开亮相，赞美与争议一起到来，节目中好几支乐队也私下建议阿龙，这个阶段应该考虑普通话演唱了。阿龙说大家是好意，可与他的标准不一样，他听歌根本不在乎歌词，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客家话演唱，是一种自我证明方式，“像海尔兄弟（注：说唱组合Higher Brothers）他们走起来了，全国都跟他们学四川话”。这是阿龙想要的。 阿龙手机里庞杂的音乐收藏是索引九连真人创作的线索，但阿龙发现大家都不怎么听歌，音乐上的审美多停滞在表象解读。一个东西编得好不好，技术上用了哪些手法，并不在讨论范围内。“大家拿我们对比林生祥，我的确喜欢他们，但我学习的乐队特别多，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被眷顾的乐队 在下沉时代，小镇青年这个词如同滤镜，年轻人的成功容易被镀上失真的色彩。九连真人并不是志趣一致，厚积薄发的励志摇滚乐队。在乐队有限的经历中，促使他们快速成长的不是梦想，而是机遇。他们通过选秀性质的比赛，打破了摇滚乐队的惯有养成模式，以及现实的结界。 省略掉地下阶段的洗礼，以及小众到主流的过渡。不是经过设计的发展，而是仅有的选择。这种选择甚至不是乐队的集体意志，而是阿龙的个人行为。因为要给自己大学时期一起玩乐队的朋友做暖场表演，九连真人成立；为了让乐队暖场后还能继续创作下去，阿龙瞒着乐队报名滚石原创乐队比赛，并最终夺冠签约，进阶到更大的赛场。 如果没有在这几个时间节点上获得认可，乐队可能就玩不下去了。阿龙一直不想让乐队陷入玩不玩没什么区别的状态里，尤其在乐队还没有起色的时候，“有时感觉大家是在陪你一个人排练”。乐队状态最差的日子，排练凑不齐人，人齐了排半个小时便找借口离开。阿麦曾经不太接受阿龙分享的“小众”音乐，后来阿龙会把时间算好，从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听这一段就足够。 “如果大家不玩乐队，大家在这里也可以过得非常舒服。”阿龙说参加比赛，参加节目，就是逼着乐队向前走，否则，大家在连平县做乐队找不到前进的动力。阿麦回忆低谷时的排练状态说，“那会儿（大家）没有说以乐队为中心的概念，阿龙不好约束我们，大家都那么好的朋友了，不是那种要写一份队规，听上去特惨的那种”。阿麦有一段时间总想玩，排练时也不好意思说，阿龙感觉得到，委婉地表示，我们乐队还不够团结。乐队开始认真对待创作是从得知要参加比赛的那一刻，“大家憋着那股劲，天天就想着怎么弄好，怎么排好”，阿麦说，“后来那段时间，我才感觉到有那个乐队的精神层次存在。” 阿麦的乐队生涯比较特殊，他一直想做的是管弦乐队，在加入九连真人之前，阿麦听过最摇滚的歌是谭维维的《华阴老腔一声喊》，他和摇滚乐的接触几乎全部来自阿龙。因为阿龙不太听中国摇滚乐，所以参加节目的所有乐队，阿麦都不知道，节目中出现的新歌旧作，阿麦也都是第一次听。“有时候我挺害怕和这些人私下聊天的，我是真不懂这些，不知道说什么。”节目里，阿麦最喜欢的乐队是面孔，因为《港湾》那首歌有管弦乐编制，感动了他。 阿麦是回到连平当老师后才认识阿龙和万里的，那时还没有九连真人，阿龙、万里和鼓手在一起玩音乐，鼓手是阿麦的师兄。当时几个人觉得音乐不够丰富，鼓手就推荐阿麦来弹键盘。阿麦说，连平很小，见面一聊天发现以前都见过，只是不认识。阿麦第一次排练带了小号过去，“我想万一用得着呢，结果还真用上了”，大家推荐阿麦听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的歌，尝试将小号融入作品。 就这样，一个需要键盘手的后摇乐队，与一个想组建管弦乐队的小号手相遇，并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反应。阿麦觉得这次意外的合作有着必然的因素，“我们这玩管乐的比玩摇滚还难找”。大家都没得挑。 乐队最初都是在重编阿龙大学时期的乐队作品，后来又全被阿龙推翻，只留下一首《夜游神》，正是这首歌，让乐队夺得了滚石原创大赛的冠军。“其实《莫欺少年穷》也是阿龙以前的作品，不过以前是一首说唱”。阿麦补充道。 阿麦和阿龙不同，他对摇滚乐没有野心，他更喜欢摇滚乐带给他的经历，那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纯享。阿麦提醒自己，忽然被关注了千万不能飘。他最喜欢的还是林俊杰。 阿麦因为录制需要经常向学校请假，每次请一周，请到自己都不好意思开口，但学校还是给了他巨大的支持，他的学生也给了他特别纯真的肯定——主要体现在他面前变乖了一些，阿麦说这个年纪的学生真的很皮，以前总得臭脸，现在不太用了。学生都很好奇外面的世界，阿麦会讲给他们听，有女孩希望阿麦去北京时转告蔡徐坤，自己特别喜欢他。阿麦告诉女孩，这个老师真做不到。 开始摇滚的连平县 连平县从来不需要摇滚乐，现在可以接受了。贝斯手万里是乐队中年纪最大的成员，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喜欢摇滚乐，做乐队，在他的印象里，连平县在九连真人出现之前，从来没有过原创。这里有过技术很好的乐手，都去外面跑场子挣钱。 万里是乐队里唯一受过中国摇滚乐影响的成员，组过翻唱乐队，喜欢超载乐队，但排练新裤子的歌。2002年，万里和朋友在当地主办了第一次摇滚演出，反应平平，之后，没有人再去组织，摇滚乐像是连平县的匆匆过客。在九连真人出现之前，乐队文化在这里断档了十几年。 万里第一次知道阿龙的时候，阿龙还是高中生，那时，万里经营一家琴行，听朋友说有几个高中生在做乐队，琴弹得很好，吉他手叫阿龙。真正认识是在阿龙大学暑假，因为琴行和阿龙家离得近，经常碰到，成了朋友。他没想到这个曾经的少年，会成为后来的合作者，他们的合作将成为连平县的惊喜。 万里的主业是音响租赁，有一个底商改造的仓库，用来存放设备，仓库一角搭建的小舞台，是九连真人排练的地方。乐队偶尔也会去朋友的琴行排练，但这个仓库有着连平县最好的硬件，像乐队私密的根据地，关上门便与外界隔绝，除了杂音，什么都进不来，尤其是风。乐队通常会在傍晚开始排练，仓库对面是广场舞，两方声音混在一起，扰民成了集体行为，便没有人追究。排练的间歇，几个人喝茶聊天。大门敞开通风，灯光倾泻而出，更多东西随之提亮。 在连平县，阿龙是听歌最多的人，或许没有之一。不是听觉上的贪婪，是被野心驱动的进取。阿龙始终觉得乐队做得太晚，这是他现阶段无法缓解的焦虑，即使他今年只有28岁，即使九连真人的上升速度已经堪称中国摇滚乐队的奇迹。 今年夏天，九连真人乐队频繁地往返于北京与连平，阿龙作为乐队主脑，在两个环境中，经历着身份与生活的多重裂变。当更多的可能性展现在未来的图景里，“莫欺少年穷”已然在挣脱文本的窠臼，接壤他心里长久迫切的自我证明——他做摇滚乐是有天赋的，他的音乐品位是好的，他的创作是被喜欢的。而在一年前，这些想法尚无自证的余地。作为已经娶妻生子，在当地拥有事业编制的小学老师，摇滚乐似乎只能是生活的点缀。 参加节目后，几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素来安静的连平县也被摇滚乐搅动着，这个昔日的省级贫困县及所属的河源市即将拥有一首后摇风格的主题歌。 万里已经很长时间顾不上打理生意了，但仓库排练室反倒开始变得忙碌，无论采访拍摄、还是围观打卡，仓库都是一个重要地标。也有粉丝会来仓库探望，多是十几岁的少年，其中有副主唱阿麦的学生，晚上骑车过来，在门口嗨一声便离开，更野一点的，会用口哨代替，但也只是一声就走。 在摇滚乐面前，连平县还没有完全摆脱初见的羞涩。人们表达喜爱的方式非常质朴，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总有人默默为他们埋单，不打招呼，也不见人影。这里正在接受他们新的身份，即使超出了以往的经验。没有人会想到，如今连平县的名片会是一支摇滚乐队。 九连真人在接受的所有采访中都表示，暂时不会离开家乡，可生活正在实打实地改变着，阿龙没有避讳内心真正的波动，他觉得三个人都曾在别的城市生活过，又陆续回到家乡，本质上是寻求生活的安全感。可有些被打开的触角肯定无法收回，也不想收回，“就像你在北京那样的排练室排练，被好的设备震撼过，我们不能说以前的排练环境会让我们享受。”这是生活不可回避的另一面，扶摇而上，也将顺流而至。 乐队已经在连平县开始物色新的排练室了，设备硬件要求还没有最后确定，目前最统一的需求是一定要做好隔音，一定要安上空调，一定要有个投影。乐队希望正式商演后，可以多赚钱把排练室建成。 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汤博 连平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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