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工厂婚姻困局:男工找老婆难,女工婚姻里挣扎

　　采访、撰文 | 罗洁琪

　　2019年2月，正午刊登了《东莞工厂里的心理咨询》，讲述了驻厂心理咨询师李晴的故事。从2006年起，李晴在东莞的工厂做了13年的驻厂心理咨询师，接待了数千例个案，见证了从八零后开始的三代工人的变迁。

　　这8年来，她发现珠三角工厂的男工越来越难娶到老婆，陷于严重的婚恋焦虑和性焦虑。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导致性别严重失衡，总量上男多女少；在某一个地区，出来打工的男女工人，往往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需求，很难匹配。于是，李晴想为工人专门打造一个全国性的公益婚恋平台，打破熟人介绍的壁垒，全国的打工者下载一个APP，就能在网络上自由地参加婚恋社群。

　　李晴说，正午的访谈让她重新开始思考工人的具体境况，而且，有了“打了鸡血般的热情”。她决定把这个狂想付诸行动。

　　时隔3个多月，正午想看看李晴的新计划进展如何。以下是她的口述：

　　李晴在抑郁症平台“渡过”的线下活动中做团体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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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2月25日，在去工厂上班的路上，读到了正午写我的文章《东莞工厂里的心理咨询》。停不下来，连续看了五六遍，看得掉眼泪。后来，有其他记者陆续要采访我，可是老生常谈，我不想再说了。正午故事的访谈，已经帮我打开了内心里更多的想法。

　　报道不知道对别人有什么帮助，反正让我有了动力，像打了鸡血一样，好像还可以干很多事情。我很想实现多年来的一个梦想——为中国的新生代工人成立一个婚恋社交平台。正午的文章点燃了我，觉得还是要为工人做点事情，“百想不如一做”。

　　对于来到异地打工的男性和女性，他们面对的人生阶段和问题不相同，在婚恋问题上遭遇的困难也不一样，需要分别对待。

　　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和养儿防老的习俗影响，中国的性别严重失衡，总量上是男多女少，男工很难找到老婆。一般而言，男的会往下找，女的是往上找。而在打工城市当地，虽然在写字楼的单身女性很多，工厂里的单身男性很多，但这两个群体的女性和男性几乎没有生活交集。

　　在婚恋中，房子、车子和彩礼是压在男性身上的三座大山。农村的风俗，一天不改，数量巨大的农村男性就会一直娶不到老婆。可是，没有多少人关注这个群体和这些陋习。

　　有一个男工因为老婆三次出轨，走进了工厂的心理咨询室。每次出轨，他都用暴力来教训老婆。他自身的成长就伴随着父亲的家暴。女方第一次出轨的对象是一个未婚的男子，对方要她离婚，重组家庭，没离成。后来，女方又有了两次出轨。第三次时，这个男工坚持离婚了，瞒着双方父母，夫妻在不同的城市打工，俩孩子留在老家。他还有一个未婚的弟弟，需要家庭准备彩礼，如果他再婚，又需要彩礼。女方舍不得两个孩子，常常说要复婚，他很生气，气得长期睡不着，跑过来对我说，“如果有钱，娶得起老婆，绝对不会和她在一起。”

　　男工很难找老婆，除了整个社会的性别失衡、经济压力，还有各种原因，例如形象和性格。有些男工一进厂，就到处加女孩子的微信，相对机会就多些；可也有不少人天性比较沉默和内向。

　　我见过很极端的，一个来咨询的男工，他以前在别的城市上班，是设计公司的技术员，设计公司女同事太少，为了找女朋友，几年前他辞职了，来到东莞的工厂。尽管他并不需要省钱，仍然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就为了能多接触女性。可是，他性格内向，一见到女性就紧张，一直也没找到女朋友。他自己也很矛盾，对未来感到一片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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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的女工比男工多，但是很多女工都早婚早育。女工结婚了，也不意味着她们比男工更幸运。在我的驻厂心理咨询室，我看过很多痛苦的已婚女工，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婆媳关系影响了夫妻感情。

　　我晚上才刚接待了一个个案，一个29岁的男工找我咨询了两个小时，我晚饭都没吃上。他和一个19岁的女工同居，生了一个孩子。女孩太年轻，没到法定年龄，结婚证都不能领。他和父母都在东莞打工，一起住在东莞的出租屋，共同生活了十年，小有积蓄。女孩是他的老乡，父母都在农村，家境很差。

　　女孩不能适应公婆的生活习性和脾气，就出去学美容，住宿舍，晚上不回家。婆婆在家里照料孩子，公公也还出去打工。男工觉得女孩不挣钱，不顾家。他辛苦挣钱，目标是回老家买房子。家里的内战让他焦头烂额，疲惫不堪。我劝他，两代人要分开住。但这是他不可能接受的方案，在他和家人的眼里，一个女人永远要去适应婆家的一切。

　　他对我抱怨，那个女孩不管孩子。我告诉他，“现在你妈妈才是你孩子的亲妈。”在他的家里，任何事情，包括养儿育女，老婆都没有话语权。在他们的眼里，孩子永远都是男方家庭的，老婆往往被边缘化。一个年轻的女孩，离开了原生的家庭，突然要和几个陌生的人在同一屋檐下生活。他和父母已经磨合了几十年，有相似的习惯，可这个女孩是空降兵，没有心理支持，只是被要求适应。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外来打工者的情感问题，实际上是社区的问题。

　　我觉得女性的悲催，根源在于社会制度和风俗。女性出嫁，就不再被认为是娘家人了。事实上，她们又很难真正地成为婆家人。在风俗特别有生命力的农村，女性何以为家？

　　今年的个案，情况特别严重，好多已婚女工在咨询时，都说不想活了。

　　有一个女工的爸爸曾是服刑人员，在她8岁时从监狱出来，她很害怕爸爸，又害怕妈妈把她卖掉，14岁时就辍学了，要留在妈妈身边生活。后来，她很年轻时就嫁到了农村，生了女儿。她和公婆的关系不好，感觉不被尊重，根本不像那个家里的人。于是，独自来东莞打工，逃离婚姻的束缚。 有一天，她老公来了东莞，说要带女儿去吃个饭，结果瞒着她把孩子带回了老家。3年过去了，她一直不能回去看女儿。

　　还有一个在各地工厂不停换工作的已婚女工，离开了老家，在上海、浙江打过工，然后，来了东莞。她和老公的感情一直不好，婆媳关系也不好。后来，碰到一个喜欢的男人，就出轨了。老公发现后，把她的所有衣服都烧了，但就是不同意离婚。

　　娘家觉得是丑事，父亲放话说，“少你一顿打！”她父亲一直是家暴施害者，至今仍然打她50多岁的母亲，她也被家暴。她和弟弟、妹妹的感情都很淡，整个家庭几乎没有情感支持。

　　她出轨的对象表态，她自己做决定，是否在他身边，都没关系。可是，她回不去了，又不知道去哪里好。她有两个孩子，但一直见不上。她很痛苦，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总觉得死了才能解脱。进厂没多久，她就来找我咨询。这两天，她又走了。

　　以前，出轨的女工是不敢来咨询的。现在，能来谈的，都是已经痛苦到无法忍受了，同时又觉得丢脸，对不起别人，背负很大的心理压力，也会因此遭遇家庭暴力。工人群体出轨，和其他人群的出轨是一样的，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因为生活在底层，改变境况的可能性更小。

　　尽管如此，农村女性一直都是早婚早育。20多岁的女性，身边围满了人；过了30岁，就很难嫁得出去了。婚姻，对于很多男性而言，是基于明确的生育需要，有工具意义；而女性往往是想找一个真正的生活伴侣。

　　大部分的女工都是读了初中，进城打工几年。春节回家，父母安排和老乡相亲，春节前几天见面，觉得差不多，春节后就订婚，五一就回来结婚。我看到的，很多都是这样的节奏。这样的婚姻，往往欠缺感情基础，迫于家庭压力，为了婚姻而婚姻。生了孩子，女性就算完成了人生大事，就重新出来打工了。

　　这些年，很多工人是和父母共同在城里打工生活。他们是已经成长起来的流动儿童。他们把老家的各种亲戚都介绍过来打工，一个家族都依靠工厂生活，东莞工厂的氛围就像各地的大农村，等到春节，再浩浩荡荡回去。已婚的女工，就和这样一个流动的大家族一起生活。

　　有一个1996年出生的女工，已经生了三个孩子。我问她，“累不累？”“不累，我不用带。”那个表情很轻松。我感觉，女工早婚早育的命运，和留守儿童的问题，仍然在一代代地传递下去。工人这个群体，如果不读书改变命运，肯定是世世代代都在这个群体里打转。我们不能把这个群体都定位为“工人”，可能明天他们就去卖保险、做美容、卖楼盘、去做桑拿各种服务业……虽然不能统称体力劳动，但都还是低等技术的工作。

　　你看，来找我咨询的，都是悲伤的女人和伤心的男人。可能，也有不少婚姻幸福的工人，只是我没接触到。我个人觉得，工人的婚恋问题， 主要是因为圈子太窄了。人已经到了东莞，内心里仍然是村民。在工厂听到都是乡音，湖南人在一起，河南人在一起，都喜欢找老乡。他们也在一些婚恋网上征婚，有个男工在珍爱网上找到了一个自称是老乡的女性，结果被骗了7万块钱，是多年打工的积蓄。

　　因为这些，我觉得，太有必要为新生代工人专门搭建一个婚恋社交平台，提供婚恋的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学会沟通，适应社会，打破老乡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婚恋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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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恋花俱乐部，这是我想做的新平台的名称。很多朋友说，名字太老土，像五、六十年代的夕阳红。我就是想让全国的工人都汇集在这里，特别是大龄的和离异的。

　　我自己给蝶恋花俱乐部写了宣传语：他们缺少正式、信任的?灵交流平台，缺乏深?关怀的社会?持系统，像?个个被抛?茫茫人海的浮萍，面临着婚恋、交友、人际、成长、发展等一系列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 我们是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也是热?的牵线?，婚恋帮手！

　　我下了决心要干这个事情，想在工厂里面先做实验。我给工厂发邮件，工厂的一名负责人把邮件转给了工会，叫我去和工会谈。工会一年会举办一次联谊活动，包一个咖啡厅，大概50多个工人报名参加。我想请工会把想找对象的工人的信息收集起来，安排一个月一次的活动，可工会说，很忙，晚一点再联系。我觉得，他们并不重视工人的婚恋焦虑，没有这个意识，所以就不再找他们了。

　　我找了一个“问卷星”，是一个线上的调查问卷，然后发在工人的微信群里。工人有入职培训，其中一门课就是我来主讲的心理健康。我给他们讲基础的心理健康知识，并且告诉他们，我是驻厂的心理咨询师，如果有心理问题可以找我。每讲一节课，我就会让新学员们组建一个群。我一般只组小群，几百个人的大群，无法有效交流。同一天入职的工人，毕竟见过面，有真实的感觉。

　　从3月14日到29号，半个月，就有50个工人提交了问卷。才4个女性报名，太少了，很是郁闷。比例就在这里，就算再收集资料，花更多的精力去宣传，也很难收集到合适的资料。

　　看调查问卷的姓名，有好多是曾经来找我咨询的男工，属于腼腆内向的类型；也有一些是其他城市的工人，IP地址显示，有山东济南、四川成都、湖南长沙、广东深圳、福建厦门、湖南怀化、重庆等地的。可能是工人们转发给自己的老乡了。

　　登记找对象的男工有20多岁的小伙子，也有30多岁的离异人士；4个女工都是30岁以上的，其中有两个是离异的。

　　关于择偶要求，很多男工把“孝顺父母、孝敬长辈”列在首位，也要求“善良、勤劳，会过日子”；而女工是要求“成熟、稳重、有责任心，不赌钱，不嫖”。至于不能接受的品质，男工列举了“不孝顺父母、离过婚的，出过轨的，欺骗和背叛、人品差，好吃懒做”；女工则填了“邋遢”和“花心”。

　　很多男工留言，催促我尽快安排相亲活动，提供跟异性见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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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份，我请了很多工人吃饭，希望组成相对稳定的圈子。可是，当我刚想进一步推进，很多人就离开工厂，没了踪影。有一个女工，在饭局上自发建了一个群，我以为她会长呆。前几天，我在深圳办事情，她给我打电话，我没顾上接。第三天，她说已经离开了。

　　工人的流动性实在太大了。有各种原因：相熟的老乡要走了；车间的噪音、气味无法忍受；害怕学不会，不能完成任务；和主管的关系紧张；工厂订单少了，薪酬太低或者其他的个人原因。有个兰州的女工，她的女儿是由姥姥在老家帮忙带。孩子特别爱发脾气，给她打电话说，“你再不回来，就过去杀了你。”她放心不下孩子，就回老家了。还有一个女工是因为出轨，被老公打，不得不回了老家。

　　每次新人入职，一个培训班就建一个微信群。50多个人，过几天就剩下30多个人了，再过一段时间，就没几个了。过完年，我在3月份培训了1300个工人，4月份培训了800个人，一年下来，大概有两万人，大部分人在一个地方只呆两三个月，最长的半年。到了年底，会走掉大部分。

　　留不住工人，让我很沮丧，很难通过持久的努力去完成一个事情。我的热情燃烧了一个月，一切又回归原样。每天，仍然是愁眉苦脸的工人来找我咨询。多数人咨询了一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在工厂呆得越久，内心就越不平静。女人在婚姻里面的痛苦，男人结不了婚的痛苦，作为工厂的心理咨询师，我现在每天倾听得最多的，还是这两个事情。

　　这么多年了，工人的境况没什么大的改变。我想离开一下工厂，希望驻厂的心理咨询室能有一个助理，每周助理呆两天，我呆三天。其余时间，我可以经营自己的工作室“幸福人生公益服务中心”，对外提供心理健康的咨询服务。

　　这个工作室几年前就成立了，可是一直都没认真经营起来。以前，我把咨询室设在我家里的书房。现在，我和一个身体理疗师合作，共同租了一个安静的空间，共两个房间。一个房间用来做身体理疗康复，针灸、艾灸等。另一房间就是我的心理治疗。房间摆了一张粉红色的理疗床，可以做催眠治疗；茶几和椅子是用于心理咨询。我设想的目标是“身心一体，幸福人生”。我想用自己13年的驻厂经验，为更多的企业、员工和社会人提供心理援助、心理健康知识、危机干预等专业的服务。

　　不过，我不会脱离工人。工厂的心理咨询师，仍然是我的常规工作，也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我还在为工人服务，“蝶恋花”项目也仍然是开放的，源源不断的工人在扫二维码进来。但一个网络平台，所有的事情都要归结为“功能”，每个功能的开发，都需要人力和财力。没有钱，也没有支持者，我一个人折腾不起来。很多男工留言，“什么时候给我介绍女朋友？”在我的内心里，这个项目很可能是“不了了之”。

　　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想改变工人的生活和想法，可是工人没有条件学习，或者不爱学习，自我设限，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后代也会是这样。谁都希望得到尊重，希望坐在办公室，可是大多数人，最后还是和自己的命运妥协了。

　　李晴的“幸福人生公益服务中心”工作室

　　在“幸福人生工作室”里的咨询空间

　　在“幸福人生工作室”里，摆了一张用来催眠的理疗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