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拍出高分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 我只是记录者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4月18日电(任思雨 袁秀月)2019年的春天，一部纪录片《四个春天》上映。陆庆屹花四年时间拍下自己的父母——相濡以沫50多年，他们多才多艺，乐知天命。因为对家庭生活朴实真挚的记录，这部影片打动了很多人。

　　近日，陆庆屹参加了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接受中新网记者(微信公众号：cns2012)专访时，他说，目前自己还不是一个导演，只是一个记录者。

　　从小就是一个旁观者

　　陆庆屹说，自己小时候其实是很孤僻的人，好像从小就是一个旁观者，观察自己的生活，经常有一种抽离感。

　　但这种抽离，一开始并没有用在他的电影《四个春天》里。当时他看自己的父母，“怎么看都觉得特别可爱，是一种本能去拍的”。

　　这是一部原本只想送给父母的片子。

　　陆庆屹的老家在贵州独山县，他曾形容自己的家庭，很普通又很特别，父母喜欢琴棋书画、有劳动的美德，像记录、歌唱这些跟日常家庭不太一样的精神需求，在他们家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每天就吃稀饭。但就在那种情况下，父母都会攒一点钱，到县城里面请一个叔叔来拍照片。

　　陆庆屹也对记录有着浓厚的兴趣。2012年，他在豆瓣上发表了一篇《我妈》的日志，一年之后又发表了《我爸》，意外成为爆款。

　　“我妈天生暴脾气，见不得不平事，眼睛一瞪，路灯都要黯淡几分。”

　　“我爸做什么事都悄无声息的。比如他在睡觉前，会不声不响到每个人的房间打开电热毯预热。”

　　像多数在外漂泊的年轻人一样，陆庆屹和家人也只有在假期时才团聚，2013年到2016年，他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父母的日常。

　　“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电影里，母亲有一句山歌这样唱道。两位老人玩乐器、学视频剪辑，给蜜蜂做房子，对生活充满好奇心。

　　每年，燕子都会如期飞来家里，父亲兴高采烈：“今年燕子又来了哦。”一旁的母亲接着话茬说：“我喊你爸少高兴一点，到时候这些燕子一走，心又灰几天。”

　　2018年，《四个春天》在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获“最佳纪录片”。公映之后，豆瓣评分8.9，有观众形容说，从片子里看到了生活的温情和诗意。

　　我只是一个记录者

　　直到现在，陆庆屹依然没有把自己定义为导演。“因为纪录片，除了专题那种他可能需要导演，其他我觉得是一个记录的身份。”

　　《四个春天》是陆庆屹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在这之前，他还是一名摄影师，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的相关知识。

　　小时候叛逆离家，陆庆屹先后做过职业足球运动员、出版社编辑、酒吧驻唱歌手、采矿工人。他佩服父母，没有反对过他做的每一个决定，从小就鼓励孩子们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刚开始拍摄的时候，陆庆屹只是想把父母一举一动拍下来。但到2016年，他的想法变了。

　　他发现爸爸的身体很明显地在衰老。他很害怕，怕他看不到，“我意识到必须开始剪辑了”。陆庆屹决定，要做一部完整的、有始有终的片子。

　　买电脑、装软件，买书来开始学习剪辑，一点点摸索，从观众的角度，注意到环境对人的影响。

　　他也没有想到，这部原本是送给父母的片子会上到院线，受到观众的欢迎。

　　“我只是想把生活质感记录下来。我是觉得我爸妈挺特别的，他们那种豁达、从来不抱怨人生的态度，特别打动我，所以我就把他们记录下来。”

　　第一场公开放映，陆庆屹把爸妈接到了北京。看完以后，父亲摘了帽子向大家鞠躬，“我第一次看见我上银幕了，我很激动，不知道讲什么，我谢谢我的小儿子、大儿子”。母亲也说，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儿了。

　　陆庆屹觉得，自己的心愿已经完成。“所有的一切都值了，那就够了。”

　　就像拍照片和画画的差别

　　陆庆屹曾说，人这么匆匆而过，很容易忽略到很多细微的感觉，不说物质上的，是很多情感上的东西忽略掉了，记录下来，再去揣摩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回看影像，他发现很多细节。比如母亲有次对他讲，“如果我不在了，你爸怎么面对这个家”，这时，母亲望着远方的眼睑突然剧烈颤动。这是他拍摄的时候从未注意到的。

　　《四个春天》受到很多好评，谈到这之后的影响，陆庆屹说，“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拍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有更多的人和机构信任我”。

　　年初的一次采访中，他作了个对比，“原来我的微信只有一百来个人，现在有一千二百个了”。

　　电影制片人赵珣评价他，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干电影的人，“经历丰富又难得地保持着对事物的童心”。

　　他说，也许以后还当导演，“我有信心，但是现在来说没有把握。只是说你要给自己打气，你要自己没信心还做什么”。

　　他分析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区别，一个是在现有的现实基础上去寻找内容，但另一个需要构造一个世界，就像拍照片和画画的差别一样。可能对故事片来说，需要去考虑的因素更复杂一点，但可能纪录片要挖掘的深度更深一些。

　　近年来，观众对于文艺片的热情开始增长，但另一方面，作品的创作于宣传却产生了一些不对等，从“下跪排片”到“一吻跨年”，文艺片的营销也屡屡陷入争议，等活动，甚至影响到电影的口碑。

　　在陆庆屹参加的艺术电影论坛上，主持人最后谈到，导演创作时是自我状态，但之后去找发行、推销作品时会变成社会状态，这两者应该怎么调试呢？

　　问到陆庆屹的时候，他简单地说了一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士做吧”。主持人又问，那您是如何寻找到专业人士的呢？

　　陆庆屹回答，“是他们找到的我”。现场的人都笑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