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贫民窟里那些被扫地出门的租客们(图)

　　2009年至2011年间，美国密尔沃基市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经历过强制性搬迁。2012年，纽约市的法院每天都会判出将近80笔以未缴租为由的驱逐令。

　　被驱逐过的房客因为有了这个记录，很难再租到好房子。他们只能住进条件更为恶劣的社区。为保证按时缴租、不再被驱逐，他们更要节衣缩食。这样，驱逐不仅是贫困的结果，还是致使贫困不断恶化的原因。

　　在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后，马修写出了《扫地出门》一书。全书采用第三人称，作者的存在被全然隐匿，这是2010年来非虚构写作的典型手法。

　　马修在写作中，用大规模的调查问卷、大范围的档案搜索，尽可能向公众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更多可靠信息。书中，作者和调查者深度的互动中形成的公共感和问题感，皆是具体的、扎根的。这也使得这本书成为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学术研究样本。

　　谢伦娜·塔弗是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为数极少的黑人全职房东之一，靠出租房屋赚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她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良机。

　　次贷危机后，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贫民区置产，那里有大量家庭因为不能按期付按揭，被扫地出门，房价跌至低谷，而且也没什么升值空间，所以格外便宜。

　　但在黑人贫民区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穷人买不起房，只好租；再者，他们（特别是黑人）在别处租不到房，只能在贫民区里租，所以房租不降反升。贫民区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脉金矿：不少在富人郊区赔了本的房东，都指望着在这里把钱捞回来。然而，在贫民区出租房产也有它的问题：穷人没钱。很多穷人靠联邦政府发的救济金过活；有时候房租要吃掉家庭总收入的70%，所以他们不时拖欠房租，所以他们不断被逐出家门。

　　他们不断突破自己生存条件的底线——吃本来不能吃的东西，住本来不适合住的地方——为没有价值的房子创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驱逐是不断突破底线的重要驱动力。

　　1

　　时值2008年1月，那是密尔沃基有史以来雪下得最凶的冬天。时不时会有车子从第六街转入亚瑟大道，却发现自己成了雪地里的瓮中鳖。

　　该男孩们出动了——乔里攥了个格外结实的雪球，朝一辆车扔去。车子倏地一停，一名男子跳下车，男孩们旋即冲进乔里和母亲阿琳、弟弟贾法瑞同住的公寓。门锁是个便宜货，男人踹了几下门就开了。不过他什么都没做就悻悻离开了。

　　可事情尚未结束，房东发现被破坏的门后，决定将阿琳和她的两个儿子逐出家门。就这样，母子三人将要告别这个住了八个月的家。

　　搬家期限的最后一天，外头天寒地冻，阿琳再不走，房东太太就会把治安官找来。配枪的治安官会带领一票穿着靴子的搬家工人上门，还会出示一纸法官的命令，告知这里已不再是她家了。阿琳有两个选择：卡车或者路边。

　　“卡车”是指她的东西会被装进一个18英尺长的货车，清点登记后放入保税仓库 。进了仓库，她得另掏350美元才能拿回自己的家当。她哪有350美元？所以她选了“路边”，也就是看着自己的全部家当统统被搬运工堆在路旁：几张床垫、一台落地式的电视机、一本《不要惧怕管教》、一张漂亮的玻璃餐桌和尺寸合宜的蕾丝桌布，还有她的假花盆栽、几本《圣经》、冰箱里切好的肉、浴帘、贾法瑞的哮喘雾化机。

　　2009年12月9日，科罗拉多的一名失业教师因交不起房租在大雪天被驱逐。（图/VCG）

　　阿琳带着13岁的乔里和5岁的贾法瑞住进一家游民收容所，大家都管那里叫“旅馆”，因为这样父母就可以跟孩子说，“我们今晚要去住旅馆”，听起来像是住进了某间汽车旅馆。事实上，要不是因为挂着那个“救世军” 的招牌，你还真会以为这是间汽车旅馆。

　　阿琳在这个有120个床位的收容所住到4月，直至她在密尔沃基北部以黑人为主的旧城区找到房子为止。她的“新”家位于第十九街和汉普顿街口，离她儿时的住处不远。新房子的窗框与门框宽厚，原本漆成了肯德尔绿，但年久月深，油漆早已龟裂斑驳，木头的边缘裸露，看上去宛若一座迷彩屋。曾经有人尝试要把房子漆白，但半途而废。

　　在这里，没有自来水已是家常便饭，不过阿琳喜欢这栋独门独院的宽敞房子。“那里不吵，”她回忆道，“而且一整套才租525美元，楼上两间房，楼下两间房。我超喜欢那地方。”

　　几周后，市政府判定阿琳超喜欢的这个地方“不适宜居住”，勒令她搬迁。这栋房子的门窗被绿色木板封死，房东也收到了罚单。阿琳只得带着乔里和贾法瑞往更靠旧城区的地方搬。这次母子三人来到阿特金森大道一处邋遢的公寓社区，很快她就听闻此地是毒贩的天堂。阿琳很担心儿子的安全，尤其是乔里——这个肩膀松垮、有着胡桃般褐色肤色的男孩儿，脸上总挂着微笑，而且来者不拒，遇到谁都能聊两句。

　　阿琳在阿特金森大道挨了四个月，度过夏天，然后才搬到将近两公里之外第十三街跟基辅大道交叉口一栋双联式公寓的底层。

　　阿琳和儿子徒步把东西搬了过去，开灯前她紧张到不敢呼吸；直到灯亮了，她才笑着松了一口气——这下子她可以靠别人付的电费撑一段时间了。客厅窗户上有个拳头大小的洞，前门得拿一块丑丑的木板卡进金属凹架才能锁上，肮脏的地毯藏污纳垢。不过优点是厨房空间很大，客厅的采光也不差。阿琳拿了块布把窗户的洞塞住，接着挂上了象牙白的窗帘。

　　房租是一个月550美元，不含水电及燃气。对美国第四穷城市的底层社区来说，这算是两居室的行情价。阿琳找不到比这儿更便宜的房子，或者应该是比这儿更便宜而且还能住人的地方。再说，大部分的房东看她带着两个小孩，也不愿意把小一点的房子租给她。阿琳每个月可以领628美元的社会福利补助，光房租就占去了88%。

　　她或许能够撑过这个冬天吧，熬到番红花和郁金香从融雪的大地冒出头来。春暖花开，那是阿琳最喜爱的季节。

　　外头响起了敲门声，上门的是房东谢伦娜。谢伦娜是一位身材娇小、顶着波波头、指甲修得漂漂亮亮的黑人女性，这会儿她带来了大包小包的食品杂货。她自个儿掏40美元买了一些东西，其余的则是在食物救济站领的。她知道阿琳会需要这些。

　　阿琳谢过谢伦娜，关上门。好像有了个不错的开始。

　　事实上，每年因为缴不出房租而被扫地出门的美国国民，数以百万计。

　　从前，即便在美国城市里最荒凉的区域，驱逐房客也是非常罕见的，这种行为往往会引起众怒。上个世纪经济大萧条期间，虽然被逐出家门的户数跟今日相比不值一提，但还是发生了驱逐引起的暴动。1932年2月，纽约布朗克斯区有三户人家遭到驱逐，结果社区的居民群起反抗。

　　到了21世纪的今天，治安官之下有一个个小组，他们的全职工作就是执行驱逐和发布止赎令；有的搬家公司专接驱逐案子，员工从周一到周五都不得闲；还有上百个公司四处挖掘数据，制作房客筛选报告，列出租客过去的驱逐记录与法院档案，将资料出售给房东。房屋法庭人满为患，特聘法官被逼着在走廊上或塞满旧书桌和破档案柜的临时办公室里处理案子——但会去出庭的房客少之又少。对于轰隆隆的卡车引擎声、大清早传来的敲门声，还有街边一整排自己的锅碗瓢盆，低收入家庭早已见怪不怪了。

　　2011年9月15日，一个五口之家因租金不足被驱逐。（图/VCG）

　　不过，比起走法院这条路，房东其实有更省钱省事的办法让租房家庭离开——有些房东会直接拿出200美元打发房客，叫他们在周末前搬走；有些房东会强拆房门，让人住不下去。密尔沃基半数租房家庭经历的“强制性搬迁”都发生在法律无法触及的死角，属于“非正式的驱逐”。

　　2

　　密尔沃基的冬天像修理工手中的扳手一样冰冷晦暗，但在冬天来临前，在阿琳说服谢伦娜让她跟孩子搬进第十三街的双联式公寓之前，密尔沃基的旧城区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

　　谢伦娜一边开车在密尔沃基的北部兜圈，一边摇下车窗听R&B音乐。对密尔沃基的中产阶级来说，走高速公路穿过旧城区是常态，房东们则会开进巷弄；但去那些地方，他们一般不会开自家的萨博或奥迪，而会开专用的“收租车”。

　　和许多“身经百战”的房东一样，谢伦娜知道街上那些参差不齐的双联式公寓的业主是谁，教堂、酒吧和街道归谁管。她知道哪些是热门街区、哪些是毒品的集散地，也知道哪些地方安静稳定。她深谙贫民窟的价值所在，也懂得如何从看似一文不值的房产中赚取别人没本事赚的钱。

　　当她转出北方大道，要去第十八街和莱特街的交叉路口探望房客时，她放慢了速度，深深叹了口气。驱逐房客对房东这一行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但这个叫拉马尔的租户失去了双腿，而赶走一个没有腿的男人并不是一件带劲的事儿。

　　一开始，当拉马尔缴不出拖欠的租金时，谢伦娜并没有发驱逐通知单，也没有搬出“在商言商”的那套台词。她左右为难，嗯嗯啊啊地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我真的很不想这么做，”到了最后关头她这么和丈夫昆汀说，“你懂我的苦衷，对吧？”谢伦娜皱起了眉头。

　　昆汀没开口，静静地让老婆把话说完。

　　“事情还是要讲求公平嘛，”谢伦娜思索了半晌说，“我觉得小孩很可怜，而且拉马尔还跟儿子同住……何况我觉得拉马尔挺讨人喜欢的。问题我赚的是钱，不是喜欢，喜欢没办法付账单。”

　　谢伦娜要付不少账单：房贷、水费、维修费、房地产税。有时候还会莫名其妙地冒出一笔大开支，比方说锅炉坏了、市政府巧立名目要收个什么费用。在月初收到租金前，她几近破产。

　　“我们没办法等他，”昆汀说，“我们等他，税可不会等我们，房贷也一直在涨。”

　　做房屋出租这一行，就没有规避风险这一说。房客不付500美元房租，房东便立刻少了500美元的收入。无法收租，房东就只能吃老本或靠正职去补房贷，否则就等着银行发通知说要查封房子。这门生意可没有什么委婉语：所谓的“缩小营业规模”、“季度亏损”都是瞎掰。房东直接自负盈亏，赚或赔都是一翻两瞪眼。

　　谢伦娜点头如捣蒜，也不知道她是在对着昆汀说话，还是在自言自语：“我看我应该少替这些人担心才对，我担心他们，谁担心我？如果我没记错，借钱给我们的公司可没说房贷不用付了。”

　　谢伦娜跟昆汀交往的第四年，爱情上春风得意，可工作上却完全提不起劲。于是她告别了待了八年的教室，“自立门户”，开了家日托中心，但“因为一点小小的违规关门大吉”，她回忆道。创业未果的她回到学校教书，后来由于她跟“前任”生的儿子变得有点叛逆，她索性回家教子，而这也是她接触房地产的开始。

　　1999年，谢伦娜在房价低谷期买了套房子自住。几年后房市回暖，她用增值的房子去贷款，手上立刻多出了21000美元可以周转。六个月后她第二次贷款，这次套出了12000美元。靠着这些现钱，她买下了人生第一处用来收租的房子：在租金最便宜的旧城区里，一栋可分成两户出租的双联式公寓。此后，靠着收租、重复贷款，以及私人房地产投资商放的高利贷，谢伦娜的房子越买越多。

　　她慢慢弄懂，租房市场里有一类人是中上层阶级，他们租房子时考虑的是自己的喜好与需求，第二类人是“逐水草而居”的年轻人，第三类是既买不起房子、又没资格住政府公租房的穷人。在密尔沃基这样一座各种界限泾渭分明的城市，房东得锁定特定的族群来做生意。

　　谢伦娜最后决定专攻贫穷的黑人。

　　3

　　谢伦娜把车停在拉马尔住处门口，伸手掏出两张驱逐通知单。拉马尔住的这栋房子是一座可住四户人家的公寓，包括一前一后两栋独立的双层楼房。

　　拉马尔住在后栋的一楼，位置毗邻小巷。谢伦娜开车过来时，他人正在外头。帮拉马尔推轮椅的恰巧是另一张驱逐通知单的主人，名叫帕特里斯。拉马尔已把自己两腿的义肢装上，他是一个上了点年纪的黑人，上身纤瘦结实，一副年轻人的模样。

　　“喔，算我运气好，一箭双雕。”谢伦娜故作轻松地说道，将驱逐通知单递到拉马尔与帕特里斯的手上。

　　“你差点就迟到了。”帕特里斯说。她包着头巾，穿着睡裤与白色的背心。她跟孩子住在前栋的二楼，一楼住着她妈妈多琳·辛克斯顿与她的三个弟妹。

　　帕特里斯将驱逐通知单折起来，塞进口袋。

　　“我现在要去练习。”拉马尔坐在轮椅上说。

　　“练习？练习什么？”谢伦娜问。

　　“我两个儿子要练橄榄球，”他看着手中的通知单，“那个，我们要开始清理地下室了。我已经动工了。”

　　“他没跟我说。”谢伦娜答道。她口中的“他”指昆汀。租户有时候会帮房东做些杂工来抵房租，清理地下室就是其中一种。“那你要打电话跟我说啊，不要搞错谁是老板好吗？”谢伦娜开起了玩笑。拉马尔也很买账地对她笑笑。

　　帕特里斯推着拉马尔离开后，谢伦娜开始在脑子里盘算还有哪些待办事项。她是个大忙人，要应付的人事物有：维修、收租、搬迁、广告、房屋检查员、社工、警察。工作中，一百万件小事如漩涡般交杂在一块儿，时不时还会被一些大事打断。大事小事加在一起，害她周日晚上没空跟母亲共进一顿晚餐。

　　就在一个月前，她租出去的房子里发生了枪击案，一名房客的新男朋友挨了三枪，当场血流如注。警方问讯完毕，收起黄色封锁线后，谢伦娜跟昆汀便开始善后。昆汀找来几副橡胶手套和一台吸尘器，两名伙计帮着他大扫除。谢伦娜则质问起女租户：“你背着我带了个男朋友住进来算什么？”夫妻俩的分工就是这样：昆汀负责把地方收拾整齐，谢伦娜负责盘问。

　　枪击案发生几天后，她接到另外一名租户打来的电话。对方说她的房子要被勒令停租了。她一开始还不太相信，但开车来到房前，果然看到穿白色制服、戴安全帽的人，正将绿色木板钉到她房子的窗户上。这间房子的租户被抓到偷电，所以能源公司的工作人员从电线杆那里断电，然后又打电话通知市政府的社区服务部。这几名偷电的房客当天就得走人。

　　谢伦娜转动方向盘，离开莱特街向北开去。既然已经来到这附近，索性再多跑一个点——位于第十三街跟基辅大街交叉口的双联式公寓。谢伦娜上个月只收了押金和部分租金，就让一名新房客住进来了。但没多久，女租户的妈妈私自向房务委员会投诉了谢伦娜的房子不适宜居住，谢伦娜只好填了驱逐通知单让这一家人走人。

　　几天后那名女租户搬走了。接着谢伦娜接到当地一家民间社会服务机构“温暖满怀”打来的电话。该机构的社工说有位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正在找地方住，“温暖满怀”会付押金和第一个月的房租，后面这话让谢伦娜听了很开心。这个新租户就是阿琳。

　　4

　　收到谢伦娜送来的驱逐通知单后，拉马尔回到了他在第十八街跟莱特街交叉口的公寓，跟他两个儿子还有儿子的朋友打起了扑克，他们玩的是类似桥牌的黑桃王。和平常一样，他们在一张木头小餐桌前围成一圈，一会儿用力摔牌，一会儿用手腕的劲道巧妙地把牌送出去。

　　1974年，十七岁的拉马尔看过一则广告后，跑去加入了海军。对他来说，海军生涯的记忆已经日渐模糊，无非是百无聊赖的海面，充满异国风情的风景、上岸休假的派对、吞进肚里的迷幻药丸，还有就是花钱如流水。

　　从海军退伍后，回到家乡的拉马尔仍旧天天在外头饮酒作乐。1980年代中期，快克可卡因入侵了密尔沃基的街头，而拉马尔也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他因此丢了工作，公寓也没法租了。这之后，他开始带着卢克跟埃迪辗转于收容所与废屋

　　卢克跟埃迪的母亲当时还在，但毒瘾终究让她失去了健康与理智，也让她抛弃了两个儿子。有几天，他们被困在废屋，拉马尔吃的是雪。冻疮让他的双脚肿到发紫，像是烂掉的水果。到了第八天，神志不清的他从楼上的窗户纵身一跳。

　　回首这段过往，他说是上帝将他扔了出去。在医院醒来时，他已经没了腿。此后，除去两次短暂的毒瘾复发，他没再吸过快克可卡因。

　　“上帝保佑。”拉马尔看着卢克跟埃迪有感而发。滚筒上的白漆像雾一样弄花了男孩们黑色的皮肤。“我有两个好儿子。”

　　当两个儿子在学校上课时，拉马尔会在家里边听老歌边打扫卫生，再来上一杯加糖的速溶咖啡。他向前滚动轮椅，拉好刹车、停住，然后将灰尘扫进带着长柄的簸箕里。这个家在拉马尔的打理下变得整洁温馨，但他第一次来看房的时候，这里简直一塌糊涂，厨房堆积着没洗的碗盘，蛆都长出来了。

　　但当时拉马尔需要个家——跟两个孩子窝在自己妈妈家的地下室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住妈妈家有“宵禁”，规定所有人都要在晚上九点前回家。再来就是拉马尔看出了这间公寓的潜力——谢伦娜免了拉马尔的押金，主要是她判断拉马尔应该申请得到“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也就是美国逐月发放的“联邦救济金”，发放对象是老年人、残障人士（肢体或是精神有障碍）等低收入人群。没想到审查结果并不如人意。

　　5

　　事隔一个月，谢伦娜在滂沱大雨中开着车。车流的声响就像有人从后门丢出上千个拖地水桶般那么夸张。她这么拼，是要去参加由“密尔沃基房产投资人联盟”主办的会议。

　　出席的五十人里，有投资客、（房屋）霉菌检测师、律师，及其他与不动产有关的从业人士。不过话说回来，这群人里最多的还是房东。谢伦娜是这群人中少有的女性，更别说她还是个黑人。除了她三十年前从牙买加搬来的朋友罗拉外，

　　就在其他人离席后，谢伦娜跟罗拉在走廊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讲话。“我碰到倒霉事儿了，”谢伦娜开始不吐不快，“倒霉透顶了！我跟那个拉马尔·理查兹又杠上了——就是那个没有腿的男人。他这个月没交齐房租。”

　　“他少给你多少？”罗拉的声音稍稍带着一些威斯康星东南部的口音，平素她是一名图书馆员，要比谢伦娜年长。

　　“30美元，”谢伦娜耸耸肩，“但重点不是多少钱，我在意的是原则问题……他之前把我的墙刷得乱七八糟，当时算起来就已经欠我260元了。”

　　话说跟孩子们粉刷完之后，拉马尔打了电话让谢伦娜过来验收。谢伦娜到现场一看，发现孩子们不但没有把墙上的小坑小洼补好，还把白漆滴到墙壁咖啡色的边饰上，甚至忘了刷食物储藏室。

　　拉马尔的说法则是昆汀没将填坑料和咖啡色油漆送来。“他没送你不会问吗？”谢伦娜回应道。她连一毛钱也不肯从拉马尔所欠的金额中扣除。

　　“然后啊，”谢伦娜接着说，“他也没跟我说一声，就把浴室的地板给铺了，还自己从房租里扣了30元。”原来是拉马尔在刷漆的时候发现帕特里斯的旧公寓有一盒瓷砖，于是他就拿这当材料，重铺了浴室的地板。他拿刷剩的油漆当胶水，把瓷砖一片片给贴上去了。“我跟他说，‘不要再自己乱扣房租了！’再说这家伙本来就欠我钱，他有什么资格自己减房租？”

　　罗拉换了条跷着的二郎腿。“这种人，就是在耍花样啊。可以叫他走了啦……他们满脑子都是要占便宜、占便宜、占便宜。”

　　“问题是，”谢伦娜又将话题绕回拉马尔粉刷墙壁的事情，“刷个油漆怎么可能要260元。”

　　“我找人刷一个房间只要30元，五个房间也才150元。”

　　“并不用那么多，20元就能刷一间了，顶多25元。”

　　“就是说啊！”

　　“反正在我这儿，就是他还欠我260元。哦，不对，我少算了，加房租他现在欠我290元。”

　　这两个老朋友笑了起来，而谢伦娜现在真的很需要笑一笑。

　　6

　　阿琳不介意住在第十三街。住在这里，她可以走路送贾法瑞上学。当然阿琳会希望隔壁废弃的屋子里不要有瘾君子（有几个快克可卡因成瘾的人最近把那儿当家住了下来）,不过再隔几栋房也有小女孩在学拉小提琴就是了。

　　她的公寓也越来越像样子。

　　阿琳一心想把公寓弄得更像个家。之前的租户留下一个大衣柜、一个梳妆台、一张床，还有一台冰箱。地下室的东西就更多了：餐盘、衣服，和一把带软垫的椅子。阿琳决心物尽其用，重新安排家具的位置，把新找到的盘子整齐堆放在她精美的瓷盘旁边。这些瓷盘是多年前一间家庭暴力庇护所送的。她睡靠外面的卧室，然后把里面的房间留给了两个儿子。她替他们摆好了一人一张单人床垫，衣服也整整齐齐地收进了梳妆台下的抽屉。

　　阿琳还在地下室翻出了其他东西：滚筒、油漆刷，和一桶五加仑的白漆。她把所有东西统统拖到楼上，裹上头巾，开始粉刷墙壁。她希望这屋子能焕然一新。做着做着，索性把通往二楼的楼梯间也刷了。大功告成之后，她点了根熏香棒来掩盖油漆味儿。环顾四周，她心满意足。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琳跟孩子慢慢在第十三街有了家的感觉。放学之后，当哥哥的乔里偶尔会找街坊的其他男生玩“丢罐子”游戏，弟弟贾法瑞则在一旁当观众。

　　晚饭后，阿琳会看电视回放（并把声音转小），把贾法瑞的“个别化教育计划”评估表拿出来读一遍，还会翻一翻她的祈祷书。有些夜晚，她会爬上既没人住也没上锁的二楼，在那里待上一会儿。阿琳觉得楼上没有邻居这点很棒，她喜欢清静一点的环境。

　　搬到第十三街的时候，阿琳领的是W-2T（“威斯康星要工作”计划，简称“W-2”，通过打卡上班来领取福利救济的政策，工作者可月领673美元；其中未工作或无法工作者——多半因为身心障碍而不具备工作能力，可月领628美元，也简称为“W-2T”），这是因为她患有慢性抑郁症。

　　2008年她领到的社会福利补助，跟十几年前，美国在推动社会福利改革那会儿没有两样：一天20.65美元，一年7536美元。自1997年以来，全美各地的社会福利补助，几乎都停滞不前，但居住成本却大幅飙升。多年下来，主政者无一不知美国家庭不可能只靠社会福利补助金度日。

　　21世纪开始的头十年间，我们见证了房租与水电燃气费的大幅上涨，此前就已经不可能只靠福利金来支撑一个家了，在此之后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

　　在“住”这件事上得到政府的补助，阿琳很早就断了这样的念想。要是能领到住房补贴券，或是能住进公共住房，那房租就只占她收入的30%，这当中的差别就像是“穷归穷但能安稳生活”跟“被贫穷折磨到死去活来”，或者“在一个社区里落地生根”跟“四处流浪”，还有赚的钱“能多用点在小孩身上”跟“钱转手就得给房东交房租”的差别。

　　许多年前，阿琳才十九岁的时候，她曾经租到过一间政府补助租金的公寓，月租只要137美元。当时刚生下孩子的她很庆幸自己不用再跟母亲同住，凡事可以自己做主。但这时在找室友的朋友叫她退租，她满口答应了。

　　就这样，她从政府补贴的公寓，跳进了民间的租房市场，而这一跳就是二十年，想回都回不去。“我以为搬个家没什么关系，”她回忆道，“但我后悔了，每天都后悔。当时真是年轻不懂事！”说着说着，她开始摇起头来，仿佛要把十九岁的自己摇醒。“要是我脑袋清楚一点，现在我应该还住在那里。”

　　有一天心血来潮，阿琳跑了趟密尔沃基市府的房屋管理局，去问申请租房补贴的排队名单。结果透明玻璃后的小姐告诉她：“名单根本没有动。”原来早在四年前就有超过3500个等待租房补贴的家庭。

　　阿琳点点头，离开的时候双手插着口袋。不过这已经是比较好的情况了，在美国一些真正的大城市里，比方说华盛顿特区，你要等的可能不是四年，而是几十年。在这些大城市，登记时你可能还是个带着小孩的少妇，等那份申请接受评估的时候，或许你已经当奶奶了。

　　阿琳的处境，也是美国大部分穷人的处境：他们没有公屋可住，也没有租房券可以补贴房租。每四户条件符合租房补贴的家庭，就有三户什么帮助都得不到。

　　如今想住上公屋，阿琳首先得存一个月的收入，缴给房屋管理局，这是她年轻时无故放弃补贴公寓而需付出的代价。再来，她得花两到三年等排队名单解冻，然后再耗两到五年等待排在她前面的申请表消化干净。最后她还得祈求上帝保佑，祈祷那些喝着不新鲜的咖啡、手卧沉甸甸的印章的人在审理她的申请书时，可以忽略过去她留下来的驱逐记录，以及靠社会福利补助在民间租房市场勉强维生的日子。

　　第十三街楼上的房子没有空太久。阿琳刷好的墙壁油漆一干，谢伦娜就安排了一位年轻小姐搬进去。

　　7

　　“语音留言请按1。”

　　谢伦娜按“1”，然后留下这则讯息：“阿琳，我是谢伦娜。你房租准备好了吗？别忘了我们说好了你要一点一点补上之前积欠的320元，就是上次你……”谢伦娜紧急刹车，把刚到嘴边的话吞回去，她原本要说的是“上次你姐姐办葬礼的钱”。重新开口后她接着说，“嗯，总之我在等你那650块钱，记得回电给我。”

　　阿琳并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平日有葬礼要出席的时候，她都没法给贾法瑞买双像样的新鞋，只得把他最好的鞋子尽量刷干净一点。过去她还错过了一些葬礼，因为乔里跟贾法瑞根本没什么衣服可穿。但这次走的不是别人，是她的好姐妹，虽然不是血缘上的姐妹，但是精神上的。她们十分亲近。过胖又有糖尿病的她，身体一直不好。这次是因为肺炎跟一堆并发症住进医院，最后就在那里没了心跳。

　　阿琳当然没有办后事的钱，问题是大家也都没钱。如果不出一点力，阿琳会觉得很丢脸。于是她把那个月的支票拆成两半，一半给了谢伦娜交房租，另一半则给了新匹茨太平间。

　　得知阿琳姐姐的事情，谢伦娜也有点于心不忍，于是决定给阿琳一点方便。她们约好只要阿琳可以“分期付款”把欠缴的房租补上，也就是接着的三个月都改缴650美元，那她就可以继续住下去。问题是，即便阿琳把每个月的福利救济支票（628美元）全额转给谢伦娜，钱还是不够。但谢伦娜还是想碰碰运气，她以为阿琳会打电话跟亲戚借钱周转，或向非营利机构求助。而阿琳之所以会接受这个交易，是因为她已经走投无路了。

　　第二个月的月初，阿琳终于打电话来了，当时谢伦娜跟丈夫昆汀正在开着那辆雪佛兰。谢伦娜跟阿琳讲完话后，看向昆汀。“阿琳说她没收到支票。”

　　这话其实有语病。阿琳不是没收到支票，她只是没收到那张628美元的支票。原来这段期间她放了社工鸽子，把跟社工约好的时间忘得一干二净。政府的提醒通知单寄到了她之前住的阿特金森大道，总之没到阿琳手上。而缺席面谈，社工做出的裁罚就是缩减补助。阿琳当然也可以把金额缩水的支票给谢伦娜，但她想反正横竖都是欠租，口袋里有几百元肯定强过两手空空。

　　昆汀没有移动视线，继续专心开车。“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他说。

　　谢伦娜决定了，她要驱逐阿琳。丧礼费用跟后续社会福利救济金的缩减让阿琳的房租越欠越多，谢伦娜觉得是时候“对阿琳放手，好迎接下一位房客了”。

　　当月早些时候，她整理好了必备的文件。等着接开庭通知，已是12月23日，算是赶上了驱逐法庭在圣诞节前的“末班车”。最终的驱逐判决要求阿琳在1月1日前自行搬离，但在即将搬走的时候，谢伦娜领来的新房客好心地让阿琳和小孩待到找到新家为止。

　　拉马尔继续欠着房租未缴清，谢伦娜一心想摆脱他，直到在2月初。拉马尔和楼上新来的租客玩牌时，因为楼上无人看顾的小孩下床时不小心踢翻了灯，导致房屋起火，不幸烧死了楼上租客的小女儿，拉马尔所住的房子也被大火推倒。

　　谢伦娜虽然惋惜房子，但想把着火的整块地推倒，再将保险金收入囊中。“不幸中的大幸，我还可以发笔财。”她说。当然，能顺便摆脱拉马尔，对她也是“好事一桩”。

　　最终，红十字会会安置拉马尔跟他的两个儿子，省去了谢伦娜还得自行驱逐他们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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