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制自己”到“叙述香港”：港产片重返八十年代？

　　中新社香港12月19日电 (韩星童)“香港电影为什么要回到八十年代？”文化研究跨院校讲师陈嘉铭近日接受中新社访问时，将“八十年代”这一“指标”之于香港电影发展，称作一种“迷思”。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资料显示，近五年香港电影数量均较稳定维持在每年50至65部。尤以2018年《无双》《逆流大叔》和《非同凡响》等多部获票房或口碑影片，聚焦多样性本土故事。当周润发等一众代表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经典面孔重又在大荧幕出现，观众不免遐想，是否香港电影低迷十数年后，将就此转折，迎来另一个风光无限的八十年代？

　　看似乐观的数字只被陈嘉铭视作参考，并非可以直接跳转至“香港电影业回升”这一结论。不过，方向在摸索中或许逐渐清晰，有一丝“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意味。

　　转折出现在2011年，由香港导演许鞍华执导的《桃姐》首映。影片没有好莱坞式大制作，投射的是香港安老问题，却斩获国内外多项大奖。

　　《桃姐》的成功尝试令“本土题材”概念初见雏形，之后越来越多专注于“香港人”、反思“香港社会问题”的优质影片出现，例如探讨居屋环境及精神病患等问题的《一念无明》(2017年)，呼吁关注特殊群体的《黄金花》(2017年)和《非同凡响》(2018年)，以及融入香港传统特色、以“龙舟赛”作为叙事主线的《逆流大叔》(2018年)。

　　“电影要能够回应人，回应社会，回应时代”，不局限于一种标准或定义，寻找更多题材转化与突破的可能性，这是陈嘉铭所认为理想的香港电影发展状态。

　　在经历了对八十年代开创的多元化题材不断自我复制的“食老本”过程后，香港电影“可能找到了一些新的路”，陈嘉铭说，这条路便是叙述香港。

　　而叙述香港，“也是因为新一代电影人有种对香港电影正被侵蚀的焦虑”，在陈嘉铭看来，这种焦虑与七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一代电影人又不同，“那批人在外国读书，带着新概念、新技术归来，很有使命感地想从新角度拍香港的事”。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首任总监、香港电影发展局委员卓伯棠正属于“香港新浪潮”那一拨。

　　“香港故事是有观众基础的，也可以吸引人，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拍好”，这一点对卓伯棠而言毋庸置疑，新浪潮电影人早已作出示范，“他们有人拍武侠，有人拍写实，有人拍警匪，可能有人一辈子都在拍同一样东西”，他欣赏也信服那个年代里的“笨拙”。

　　卓伯棠在大学任教多年，常听见围绕身边的年轻一代志向远大，要令香港电影“国际化”，他总忍不住皱眉，反问道：“抛掉本土人文，没有扎实的根基，哪里凭空来的国际化？”

　　“香港电影有专业人才，也有规范的制作机制”，这是虽已转身而遗影犹存的风光时代，留给香港的潜力。除此之外，卓伯棠还期待特区政府扶持政策这缕“东风”吹得更劲。

　　2018年特区政府《施政报告》建议向“电影发展基金”注资10亿港元，助力港产片在人才培训、提升制作、拓展市场及拓展观众群四个方面的发展，并加码资助基金下“首部剧情片电影计划”和“电影制作融资计划”。

　　香港立法会议员马逢国称“这对香港电影业是一个好消息”。过去几年由于内地市场蓬勃，很多香港电影人与投资者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内地电影，或两地合拍片，港产片投资相对较少。“这两项计划给予制作人更多空间和机会留在香港投入本地电影制作”，马逢国认为这对未来香港电影发展会是一重保障。(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