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北京军区司令员王成斌：整顿军队生产经营

　　王成斌：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的日子

　　曾有人感叹：北京军区这个司令员，可能是全军最难当的司令员

　　文/南君

　　王成斌一直到耄耋之年也没弄明白，他在北京从没结识过什么核心层人物，1985年出人意料出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还可以说百万大裁军时势所致；1990年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掌御京畿重兵，仅是因为需要一个资历深厚些的老将，似乎不大说得过去吧？

　　他离休后，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警卫干事潘平闲聊时告诉他，说首长刚上任那会儿，军区机关一些人对他的政治背景曾经有过许多猜测，最多的说法是两种，一说小平同志“文革”中落难江西，贬在南昌陆校，校长王成斌保护过他；再一说是时任军委主席在上海工作期间对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成斌很了解，很熟悉。

　　正所谓捕风捉影煞有介事，实则八竿子打不着。

　　二十多年后，王成斌呵呵笑着，仍有些茫然，道：所以我一直说，我就是个应该在下面干活的。事情该怎么干，我明白，来来回回怎么回事，我不去管。“九一三”以后批林彪，有个材料说，林彪老婆叶群作检讨，说林彪和她不懂高级政治。当时我很不明白，林彪都党的副主席了，再不懂高级政治，什么叫高级政治？所以说嘛，都退下来这么些年了，我想想，我也没明白什么叫高级政治。

　　进京

　　1990年3月，王成斌戎马生涯46年，62周岁了。南京军区机关早已在风传，他将调往京畿，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987年王成斌当选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59岁。按过往政治生活的一般规律，军队大军区或军兵种的副司令员、副政委入选中央委员，很快会调任或升任大军区、军兵种的司令员、政委。当时，南京军区副政委史玉孝和他同届入选中央委员。但三年多以来，他和史玉孝副政委仍留在南京军区，原职原位都没有挪动。

　　王成斌心里明白，这是新时期以来，中央和军委预作谋划的高级干部统筹储备，如同当年连队预选预存的干部苗子一样，可能会用你，也可能不会用你。

　　一晃，三年多过去了。

　　1990年3月9日至12日，他去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杨白冰在会议期间找他谈话，代表军委通知他，让他准备赴职北京，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当时，王成斌沉吟许久，表示：北京军区战略地位重要，我的年龄偏大了。如果可以，还是让有能力、年轻有为的同志在这个岗位，更合适。他这并不是故作姿态，因为不可能不考虑自己已经62岁的年龄。

　　按照军官服役条例的相关规定，他若仍在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再干一年，应该离职休养了；即便上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岗位，再干三年，也应该离职休养了。在其位，当谋其政。三年，他还能干出多少大事情，能为这支军队带来多大变化？他不能不有所考虑啊。

　　杨白冰秘书长明确告知他：虽然命令尚待公布，但这是军委决定，并非征求个人意见的谈话。

　　1990年4月中旬的最后几天，军委任命下达了。王成斌正式交接，赴京就职。

　　他并没有直接去西山八大处脚下的北京军区报到上任，而是按军委办公厅的安排，先住进京西宾馆，等候时任国家主席、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亲自与他谈话。这一等，等了三四天。

　　好在这几天他也没闲着。即将卸任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中将、政委刘振华上将，即将接任政委的张工少将，即将一起搭班子的战友，白天晚上，从八大处赶来京西宾馆探望，从不同角度分别向他介绍了一些北京地区及北京军区部队、机关的各方面情况。

　　周衣冰司令员腿上负过重伤，走路经常要撑一撑拐棍，因为性格直爽火爆，背地里人称“周拐子”“周瘸子”。

　　听了周衣冰等人的介绍，王成斌产生了一个明确感受，今后在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位置上工作，许多事情可能将会是他已有的戎马经验不足以应对的，需要重新学习，谨慎处置。

　　杨尚昆副主席和王成斌的任职谈话时间不算长，前后差不多30分钟，重点谈了三层意思。

　　首先，杨副主席强调了北京军区司令员这个位置的重要，包括它不同于其他战区最高军事首长职责的一些特殊性。

　　然后，杨副主席表明了军委对他的任命意图，说这次各大军区、军兵种班子调整，鉴于北京军区的地位和当时的国内外局势，要安排一个资历老、打过仗，能稳住部队、掌控大局的司令员。经过综合衡量，报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批准同意，确定王成斌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同时任北京军区党委书记。

　　王成斌理解了杨副主席的谈话。一向走在大海边、走在原野上、走在人群里的王成斌，如同忽然要走进一座陌生的大院，不禁浑身紧绷，肩头沉重。

　　上任

　　1990年4月25日，一列四五辆轿车、越野车组成的军牌车队，鱼贯穿过京西的五棵松路口，向北，再转西北，行驶在春意浓浓的原野上。车队悄然越过亚非拉青年疗养院门外那条近乎枯涸的小河，驶进三山环抱的北京军区机关大院，停在85号楼的小礼堂前。

　　刘华清副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了关于北京军区领率首长调整的命令。王成斌走马上任，正式就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之职。

　　北京军区历史辉煌，战绩斐然，传统深厚。从首任司令员聂荣臻起，继任的司令员杨成武、杨勇、郑维山、李德生、陈锡联、秦基伟，清一色都是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或著名战将。依序排列数下来，周衣冰中将是第八任司令员，王成斌中将为第九任司令员。

　　北京战区地位重要，所辖部队一向居各大战区之首，最高时兵力曾达80多万人马。经多次调整裁减，至王成斌任职时，全区作战兵力仍达40多万人马。

　　二十多年后，他拍着大腿感叹：咱在下面一直是干活，没干过大机关，在南京当个副司令员，那也是按总部的意思，按司令政委的意思，干活。一下子到了北京，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又是那样的国内国外形势，那是相当紧张。军委首长们这么信任，中央领导这么信任，怎么办？怎么抓？我一直想这个事，想抓住政治方向上的大事。

　　曾有人感叹：北京军区这个司令员，可能是全军最难当的司令员，上面直接盯着他的婆婆太多。王司令看着很聪明，两眼扑闪扑闪的，小事情上也很注意，但有些大事，看着小，实际很大，他似乎不明白，不在意，脑子里少那根弦。

　　王成斌在机关大会上关于作风建设问题的讲话，或许就属于这些人所指的“脑子里少那根弦”的事例。他在会上公开表态说：北京军区不好干，守着中央，守着总部，我当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我不会往上去跑。我接受上级指令，完成上级意图，按照上级要求展开工作，部署工作，正常地接受上级的指示、号令。

　　没人可以公然指责他这么说不对，但挡不住背后有人议论：他这么说，不该。至少1+1，“二”了吧？在会场当时，有些资深的军区机关干部们便暗暗摇了头。

　　然而，公道自在人心。1992年北京军区召开第六次党员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军区第六届委员会，王成斌几乎破纪录地只差一票就全票当选，继续担任党委书记。

　　1992年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后，3月，军委和总政分批组织军兵种、大军区首长的将军参访团，追随小平南行的足迹，前往深圳、珠海等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参观访问。

　　港澳和海外媒体得知将军参访团在深圳、珠海活动的消息，蜂拥而来，纷纷提出采访要求。军委指示由王成斌作为代表，回答记者们的各类提问。王成斌在会见各方媒体时，综合谈了这次参访的一些个人感受与体会，最后说：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意志，绝不会有任何方向上的偏离与动摇，他要高呼：改革开放万岁！一时，境内外媒体连篇累牍，大量报道了解放军将领参访团坚定支持改革开放的态度。

　　整顿军队生产经营

　　改革开放给中国的历史留下了无穷的议题，也给中国军队留下了诸多的论题。军队的生产经营活动正是那一历史阶段诸多论题之一。

　　改革开放后，党的工作中心以经济建设为重点。国家规划中的国防经费大幅缩水，人民解放军日渐陷入了再次需要“自己动手”的境地。

　　1985年，全军先后召开农副业生产电话会议和生产经营工作会议，明确对部队发展生产经营提出了要求。以此为新的起点，1980年代中后期的军队生产经营活动出现迅速发展的势头。仅以北京军区1992年的生产经营状况为例，全区第二产业的工矿业和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纯收益已经达到5.5亿元人民币，第一产业的粮食总产亦达1.32亿斤。

　　这还仅仅是体现在军区财务部门和生产经营办公室账本上的统计数字。实际上，集团军和师一级部队的生产经营收入在训练保障、训练改革、装备小革新、基础设施建设、日常生活水准提高等各类经费开支中，常常已占到三分之一甚至小一半的份额。

　　实事求是地说，对军队搞生产经营活动，王成斌的思想认识也有一个逐步发展变化的过程。没错，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但首要的职能、根本的职能，还是一个战斗队吧。

　　张震上将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时，便很不赞成军队搞生产经营。升任军委副主席后，他分析军队生产经营的得失利弊，指出：从历史的教训看，军队参与经商、经营这些事情，是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必须遵纪守法，防止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

　　对军队成规模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反对态度最鲜明的，老将军张爱萍应该是其中之一。他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不错，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要害不在这个，不是养不养得起军队的问题，而是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军队？

　　1993年10月，军委正式下发了《关于整顿、改革军队生产经营的决定》，总体精神是要求对部队生产经营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军以下不再从事经营性生产。

　　北京军区随即召开了军区生产经营工作会议，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王成斌出席会议。他在专题讲话中强调，要真正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部队的军事训练、抓教育管理，彻底克服“一安全，二抓钱，凑凑合合搞训练”的意识，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军委的决策上来。

　　如今，“军队生产经营”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然而它留下的深深隐患，或者说后遗症状，在以后相当长一段岁月，仍然一度很深地影响着这支军队的建设和环境，直到中共十八大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大刀阔斧进行整治，才真正得以有力的铲除。在中共十八大以后纷纷落马的数十位军队高级将领的经历中，大都能发现军队生产经营给他们打下的心理烙印。

　　练兵朱日和

　　这一年多，王成斌很关注朱日和训练基地的发展。

　　北京军区朱日和训练基地是人民解放军一系列训练基地的老大。能够做老大，首先因为它的体量足够大，场地足够大。辽阔的内蒙古高原，靠近中蒙边境不远，将近一千平方公里草原、丘陵、荒漠、戈壁，几乎相当于内陆一个中等县域的幅员了。水草不丰，人烟稀少，看不见马群，找不见牛羊，听不见蒙古长调的牧歌，更没有斑斓的蒙古包和敖包。

　　朱日和完全可以拉开两个重装机械化师真枪真刀的实兵对抗。站在朱日和训练基地的高坡上，极目远眺，王成斌才会真正感受出那种上将军统领千军万马、连营号角不绝的冲天豪情。

　　王成斌要求朱日和训练基地的官兵们：要抓应急机动部队的作战训练、机动训练，要针对性地搞一些典型的防御设施来训练部队。基本建设要跟训练配套，要拿出一些典型的东西。

　　1992年是王成斌就任北京军区司令后真正准备大展身手的一年。

　　然而二十多年后，他只能不无遗憾地说：我在北京军区干了三年多不到四年的时间，真不好说最大的贡献在哪里。没干老些活，真想干的事情并没干成。不满意。没有满意的事情。连军区机关的大门位置，我都没解决了。

　　北京军区的机关大院位于西郊翠微山脚下，与山腰、山巅的八座古寺相邻，北京人俗称八大处。整个军区大院坐北朝南，司令部、政治部的三座办公大楼成“品”字形矗立山麓，居高临下。唯一异样的是大门不居中，而是在楼前广场横出一条下坡的路，斜着向东南延伸出六七百米，立起一座气势还算雄伟巍峨的门楼。先后好几位司令员、政委都想将大门位置改成居中，一直都没有办成。一直到21世纪初，北京军区机关大院才堂而皇之有了一个大牌楼型的正大营门。

　　1993年即将来临了。这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的又一转折关头。经过数年的积累酝酿和海湾战争后一段时间的斟酌论证，1993年的年初，军委确定了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实行重大转变，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打赢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应对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

　　然而1993年的元旦钟声敲响之际，王成斌的心情却相当复杂。

　　他清楚：军委将在新的一年做出战略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将给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与发展带来新的空间与机遇，老骥伏枥，当可志在千里。但这一年，他已经65岁了。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已经到了正大军区级军官的最高服役年限。

　　1992年10月，他在中共十四大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届，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中将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循例，预示着下一步要升任正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但十四大以后，中央军委调整各大战区的领导班子，李来柱却原职未动。毋庸讳言，无论是军区机关、军区部队，还是李来柱副司令员本人、王成斌，都会有所意识，这是要就地交接班。

　　于是，王成斌司令员下一步是进，还是退，便自然成了军区上下尤其是军区机关明里暗里纷纷议论的话题。前有辙，后有车：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上将保留中央委员，不久任国防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上将卸任中央委员，不久则离职休养。

　　进退去留，到了这个位置，这个年龄，王成斌已经宠辱不惊，他只是需要理清思绪，做好准备。

　　遗憾和领悟

　　1993年12月，正是年尾交年头的时节，军委常务副主席刘华清找王成斌谈话，告知：军委考虑他年满66周岁，已经超出大军区正职的最高任职年限一年，决定免去他北京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离开岗位休养。

　　王成斌对这一天，早已有了很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从战争中走过来、跟着毛主席打下江山的那些人当中，王成斌几乎是最后的那几个、十几个人了。他真的从没想到过，能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步一步从士兵行列走上这么高的位置。作为个人，他还有何不足？

　　王成斌以中将军衔离休。

　　1998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按照参加革命的年代，给所有战争时期过来的老同志分别颁发红星勋章、独立勋章、解放勋章，同时发布他们集体离职休养的正式命令。1944年2月参加八路军的王成斌，获得一枚金灿灿的独立勋章和红底烫金的荣誉证书。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和阅兵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原北京军区司令员王成斌站在西观礼台的第一排位置。

　　装备方队过来了，各类发动机和履带转动的巨大轰鸣震颤大地，青烟滚滚。观礼台上的老将军、老同志们，顿时安静下来。

　　1999年五十周年国庆阅兵、2009年六十周年国庆阅兵，王成斌都受邀在天安门上观礼。那时很多装备还都是他所熟悉或者有所了解的部队现行装备，尚不足以让他耳目一新，生发出振聋发聩的感受。这一次，几乎完全不同了。

　　这些新型装备，几乎全都是近些年定型并装备部队的。真正见识庐山面目，王成斌还是第一次。短短30多分钟里，这么大数量、以这般无可比拟的气势同时展示在他眼前，视觉和心灵所感受的刺激与冲击就不是轻易能用语言或文字描述的了。

　　王成斌百感交集，阅兵后的一段时间，他经常会沉浸在冥想与回思里。

　　他曾经认为，他人生最精彩的乐章是那些战争岁月，人生最厚重的滋味是那些执戈东海的时光；而人生最大的价值体现在南昌陆校校长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任上——那时候的他已经具备高级军事领导干部的应有素养，得改革开放之先机，在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军事变革中尽占鳌头，为这支军队的发展真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最让他大不甘心的是，本该让自己的军事生涯再次迎接挑战的时候，他却不得不面对军队装备相对落后的现实，去殚精竭虑费尽苦心地想办法。拎着烧火棍去拼命，这是他那时内心最深处的感觉。

　　那时候，军委提出“应对”而不是“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实事求是地说，这个要求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如今，再看这支军队，看见这些装备，王成斌完全可以以过来人的情怀自豪地说：他们不仅可以应对，而且一定可以打赢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战事。

　　这支军队已经走出了艰难忍耐的泥淖，走出了装备相对落后的困地，走出了遍地枯枝落叶的弯曲拐口，正在走上新的大道，开创新的光荣与辉煌。

　　王成斌忽然有了一番新的大彻大悟：在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他的最大作为是在一场不亚于这支军队历史上的万里长征的新时期战略转移中，留下了自己清晰的足迹。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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