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蕾之于食物的记忆

味蕾之于食物的记忆

欧阳克俭

一

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吃”，从来都是头等的大事。吃什么？“食物”自然是为了满足“味蕾”的需求，是所有“吃”的基础和前提。

在民间，关于“吃”的语汇恐怕是最为丰富，也最具诱惑力的了。你看，据说本家太祖十年寒窗一朝出名，科举廪食，虽非“钟鸣鼎食”，却也是一日三餐、荤素搭配、茶酒相佐；至曾祖衣锦还乡，则大摆筵席，宴饩众邻，“大快朵颐”，三日而不辍，使饥渴荒芜的“味蕾”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可是，事实上，或许出于上帝冥冥中的有意捉弄，人们却总是极难实现能够朝暮鼓动起腮帮大吃大嚼、尸位素餐，让“味蕾”极尽快乐、神秘生津的梦想。(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这可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年间里，我的家乡同全国广大的农村一样，生命贫贱如草芥的农人，默默地以卑微的生命承受着巨大的“天灾”和“人祸”所带来的严重恶果！使食物的奇缺成为至今“味蕾”记忆深处永远难以抹去的“黑洞”。

1958年秋天，队里办起了“大食堂”。食堂就设在原来传芳叔祖的窨子屋“弘农第”里。但是，没过上几天“敞开肚皮吃饭”的好日子，至1959年初集体食堂即开始实行“节约用粮”了，推行按年龄大小、劳力强弱分等级定量吃粮制度。下半年，形势再度即急转直下，波谲云诡，大饥馑的灾难悄悄降临家乡的土地。

越明年，粮食有了更严格的定量。按劳动力，男人每餐五两，旧秤16两为1斤，五两只相当现在10两秤的三两多一点；女人每餐四两。孩子，大的二三两、半大的一二两，老弱婴幼五至七钱到一两不等。一日两餐，大队部统一用大甑子集体蒸饭，以陶瓷菜碗、蒸钵、木碗、搪瓷缸等盛米上甑蒸饭，各自按名字认领，围桌吃饭，桌子中间放一盆南瓜汤抑或是“玻璃汤”，是所谓的“吃钵钵饭”。三哥年长我三岁，二两饭的搪瓷缸常常被我抢先。于是，大的哭来，小的闹。结果是苦了娘亲，口中腾食，将自己有限的口粮又匀给三哥。

因为缺少油水，消化加剧，饿得也就更快，还没到下顿开饭的时间，劳作的大人们肚子早娥得咕咕乱叫，致使两腿发软、眼睛发黑；而不知世相的孩子们则饿得喊爹哭娘。那种于饥饿的恐惧感让人揪心，至今难忘。

生活在舌尖沉寂的时代，饥饿之于“味蕾”的刺激与渴望，尤为让人心神不宁乃至恐慌。

家乡有一句俗语，叫做“馋鸡畏响杆（将竹竿的一端破开，制成带响的竹器），枵人无面皮”，说的是觅食的鸡哪怕再饿都会害怕驱撵它们的“响杆”，但饥饿的人为了一食之需，却每每总难以顾得上脸面和廉耻的!

人，生存是第一性的，枵腹空空，自然就难以顾及到礼义廉耻。

都是“味蕾”惹的祸！

大队部有一个姓吴的干部，就因为肚子饥饿而“犯了错误”。一天夜里，他偷偷翻进队里的仓库“偷”了半袋谷子，被“拿”住了，大会小会给批斗了好些天。这个干部是个高个头，自然越是身高体壮的男子，食量就越大，愈是容易感到饥饿，饿不可耐。

后来，就因为饥娥，很多乡亲们都患上了“浮肿病”，也正是从这个高个头的壮年干部开始的。而治疗“浮肿病”的土法子，就是用“甑子”来熏蒸，其结果是越蒸越肿，更加快了味蕾凋萎和生命垂绝的进程。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人类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处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饥馑时代。所以说，长期以来，食物的匮乏一直是人类整个文明进程中最为活跃与难以根治的“顽疾”，成为饥馑年代生命“味蕾”的魔症。我的家乡也不例外。

味蕾之神，狂野不拘，如群魔乱舞，四下奔突于广阔的山川大地之间，疯狂的追寻一切聊充枵腹的食物。

村庄屋后的“青龙山”，南边有一个大菜园，大集体时代收归队有。四周由老土墙围着，年长月久，墙体逐渐坍塌，墙根处便野生野长起了一种叫做“葛根”的植物。其地下茎粗壮长大，淀粉丰富，生吃熟食皆可，是可供填充枵腹的首选。一天夜里，饥娥的父亲正在偷偷实施他的“挖掘”计划时被人发现。等待着他的，是第二天被队里冠以“挖社会主义的墙角”的帽子给批斗了整整半个上午。

随之，家乡所到之处，所见无不都是鸠形鹄面的身影。而我的一米六几个头的娘亲，体重则已不到七十斤。

二

我的家乡锦屏，境内有二条著名的江河，一条叫清水江，一条叫亮江。据专家考证，亮江是三国诸葛武侯曾经驻军的地方，“亮江”一名由此而来。亮江流域，少大山，多低山丘陵，河谷平坦而开阔，鱼米丰庶；而清水江则多大山深壑，少平地，主要生活资源来自山里的“林木”。农耕文明的特点，决定了亮江流域无论是国家建制还是人文开化的程度都要远远领先于清水江流域。

因此，亮江流域的乡民们，出则种植水稻、麦子、油菜，田间养鱼，园中种菜，地头撒豆种棉，山上植树栽果；入则饲养猪牛马、鸡鸭鹅，纺纱织布、纳鞋缝衣、浆洗补裰……农人的一切劳作生活，所有味蕾之于食物的记忆，无不紧紧围绕 着“食物”二字来展开。

庄稼人，春有春耕春播，夏有夏插夏收，秋有秋收秋种，冬有冬稼冬穑乃至冬藏……口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总是没有空闲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农人由于食物的匮乏所衍生的“饥馑”却一直恶魔般如影随形。

村庄里上千亩的田土，呈一字铺开在寨前的坝子上，以寨前凉亭为起点，东西方向各延伸出一华里左右。春栽水稻，秋种麦子，冬种洋芋，四季莳以蔬果。良田沃土，开阔平整的田园，丰沛不涸的水源，便利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山高坡陡、“地无三尺平”的清水江两岸恶劣生存环境里的百姓们梦寐以求的。

越冬后，小麦开始返青。入春后，谷子、花生、豌豆、红薯、南瓜、冬瓜等农作物也陆续开始下种。

翌年的五黄六月，站在寨前手搭凉棚一望，或是随意行走在乡野的田埂土径之上，不用说，连孩子们都知道，黄熟的是麦子，泛青的是秧苗，继而碧绿的是水稻。到了八九月间，谷子黄了，还有田埂上的黄豆也成熟了，碧波四溢的田野已完全变成了金波荡漾的海洋。

但是，有些事情，孩子们却是弄不明白的，难免在心头感叹:这么多的麦子和谷子呀！孩子们怎么能以理解呢？爹娘们种了这么多的麦子和谷子，为什么还会让自己的孩子们肚皮挨饿呢？其实，就连他们的爹娘们也无法弄清楚：“前后种了这么一大田坝的小麦和水稻啊，怎么就吃不饱肚子呢？”

夏至前后，选择一个晴好的天气，人们便把满田坝的小麦来开镰了。上午割麦，下午打麦。在“谷桶”里，麦草和麦粒分离，饱满充盈的麦粒，安静地聚在谷桶里，看得让人怜爱至极。可是，刺人的麦芒最喜欢沾染入侵那些刚侍弄农活不久的新媳妇和小姑子们细嫩白皙的皮肉里，使人瘙痒、疼痛难耐，一时忘记了饥饿。

秋分前后，便已是金秋的九月了，田野里金灿灿的稻谷已经先后成熟。秋风拂过，滚滚稻浪，一派丰收的景象。农民们挥动起手中的镰刀在太阳下闪烁出耀眼的金属光芒，割谷子的割谷子，打谷子打谷子，脸庞上洋溢着的满是丰收的喜悦。

“闲时吃稀，忙时吃干。”繁忙的秋收季节，属于重体力的农活，农人们破例实行“一日三餐”制，喜悦的心情和食饱了的肚皮畅快结合，暂时将饥饿的记忆逼退。

我家“窨子屋”的左前方，是学校的“三合土”操场，平整宽阔，旁边就是队里的仓库。风车在操场和仓库的空地上一溜儿排开，凡是上缴给国家的“公粮”和“余粮”都必须先在这里经过风车的“安检”。一是将未脱净谷粒的稻穗和被打碎了的茎叶草屑等杂质处理掉；二是把不饱满的谷粒即“秕谷”和灰尘分离出去，以确保上缴的“公粮和余粮”的品质与形貌。

“风车”，是老家一带农人经常使用到的一种专门用来清理未脱净谷粒的稻穗及提取饱满谷粒的一种“分离器”，属于过滤装置。主要由车身、漏斗、风叶、摇手、出粮斗、出风口等部件构成。风车无轮，车身凭四条腿支撑，像一头抽象的“牯牛”，高约人许，四平八稳立地，以摇手带动轮轴转动风扇去除秕谷糠皮杂质，以得到净谷、净米。

如今，随着现代“打米机”的出现，“风车”，这种设计复杂、机巧的传统农具尚能保存下来的已属“凤毛麟角”，早已成为了旧时代农耕文明的重要实证“文物”。

三

新打下来的麦子或谷子，先要挑进队上的集体仓库里储藏起来的，然后再找个大好晴天将其晒干，接着用“风车”将其车干净，最后将其装入大小箩筐或口袋里，挑到六七里开外的粮库里去作为“公粮”和“余粮”上缴给国家。

上缴“公粮”和“余粮”是国家分配的硬性任务，所谓“皇粮国税”是头等大事，马虎不得。即使旧时代本姓氏的《族谱》也在其《家规》中作过如是的训诫：“国课公项，务须早完，不可拖欠。盖急公奉上，下民之职。矧我朝贡赋甚薄，倘非完纳，不惟负君，抑且累后。”

浩浩荡荡的“上粮”队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如蚂蚁牵线般，头顶着热辣辣的太阳，扁担悠悠、筐绳儿颤颤，农人们挥汗如雨，一路小跑在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上，直往一个叫区粮管所“中黄分站”的地方奔去。

“上粮”，是凭所挑粮食的重量多少来计算工分的。一百斤的担子计十分。一般一天二个来回，上午一挑，下午一挑，肩膀和腿脚就难以承受了。最多的也不过三个来回，四十多里的山路负重奔跑，足以将人的肩膀皮和脚板皮擦破磨穿。

集中上粮的日子，人们是最忌怕排队等待扦样、过秤、验印、卸担等环节。“验印”相当于现在的“化验”，这一关不仅最为耗时，而且还每每过不了“关卡”。合格者，由“检验员”用一只装有石灰，底部留有细眼的小斗在盛有谷米的箩筐表面一蹬，打出个白色的“戳印”后，方能继续将粮食挑往指定的第几号仓库，将粮食倾倒入仓。

有时，难免会碰上太过苛刻的检验员，抑或是不高兴时着意的刁难，说你的谷子没有晒干（指“水分”含量超标）或是车不干净（指“杂质”含量超标），令其重新就地“返工”。那样的话，上缴一担公余粮，不仅会饿上一天的肚子，还得赔上一、二天的功夫。

待把国家的“公粮”和“余粮”上缴完毕，队里一座充盈饱满、孔武有力的粮仓顿时便消瘦、空瘪了下来。再等到将来年的种子留出后，把各家各户的口粮分干刨尽，粮仓便彻底地干巴打蔫了。

集体生产年代，男子壮劳力出一个工（即1天）计10分，女子壮劳力最高的也只计7分；其他的则按劳力强弱的程度而递减为6至9分不等，小学四五年级或刚读初高中的小孩的劳动分值那就定得更低了，不过3至6分。进行粮食分配时，分别按照每个家庭的人口和工分总量来分配“基本口粮”和“工分粮”，分配的原则一般是“人七劳三”或“人六劳四”。一个记10分的大劳动力，年终按工分粮，至多能分到二百来斤的出田毛谷，加上“基本口粮”，最多也不过三百多斤。

年终决算“分红”时，则根据家庭成员挣得工分的总量，除以家庭全部人口数所得出的平均值，如果高于生产队全体人口的平均值，则可以参加“分红”，也就是分以现金；如果低于这个平均值，则反要给生产队补交“口粮”钱。记得整个六、七十年代，家乡一个劳动日的收入,稍好的年成可以分到一块多，差的年份则只能分上三至六角钱左右。

因此，乡亲们中，稍有不会精打细算和经营的人家，每到“五黄六月”就会挨饥受饿；有的甚至是刚竖起谷桶就空了米桶，得靠“借钱借米”和国家救济来过日子。其如吴家老大，由于年纪轻轻就去当了兵，不曾侍弄过农活，待退伍时更是疏远了农事，加上自身又缺少打算和计划，能吃不能做的子女又多，年年缺粮，一家人多数时间都处在借贷的煎熬和饥饿之中。

这时，寨前的“凉亭”便每每成了人们“东家长西家短”的议论之所。欧阳家某某老大，是解放初期就去当的兵，后来转业当上了区里的武装部长，继而副区长、区委常委；吴家老二修铁路回来，后来当上了公社书记，既而县人大副主任。可是这两个“半边户”家庭（妻子、子女为农业户口），人多劳力少，年底“分红”时，却都是要倒补队里的“口粮”钱好几大百的，当干部的生活也真是不易啊！里头街“窨子屋”的五爹，在乡里毗邻首开送女入学读书之先风，培养出了本村乃至本公社土生土长的第一个女干部，还培养出了本村乃至本公社的第一个大学生；里头屋的五娘，喂养牲就是顺发，不仅鸡鸭满屋，就连饲养母猪也一年两拨崽，窝窝不下十三、四个；五奶、九奶两个老太六十多岁了，手脚硬是还麻利的不得了，捡油茶籽，翻坡越岭，一天能捡八、九十斤，连年轻的姑娘媳妇都赶不上；外头街的七爷，一年到头除了寒冬腊月天，大半年都是穿一件“火汗衣”和打“光脚”，是方圆几十里数一数二的“铁布衫”和“铁草鞋”；而欧阳家族的九爷，身子单薄、神态清癯，外号“神仙”，通文墨、善数算，一辈子专做些过秤、计分的轻跄活路……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就这样把简单、平常、清贫乃至饥馑的乡村生活活出了各自的色彩，没有自怨自艾，也不会怨天尤人。数句家长里短的“嘴舌子”，抑或一通云天雾地的闲话唠，聊以成为苦累生活之后的精神排遣与慰藉。

普普通通的百姓家庭，简简单单的庄稼人生。在平凡的生活中虽然不时会遇上一些磕磕碰碰，或是捱饥受饿，甚或小灾大难，但是，生活的脚步总还是继续蹀躞着向前，从来也不曾中道停止过。

四

1958年至1959的冬春，“大炼钢铁”的热潮不仅挑战了异常寒冷的天气，也严峻地考验着饥肠辘辘的父母辈那一代人。那时，年轻力壮的男女劳动力都被派往相距二十多华里的 “亮司人形坡”和“培寨龙井坡”一带的深山“大菁”伐木烧炭，用于“大炼钢铁”。爬坡上山，“丁丁伐木”，“放红”下山，推、拉、拖、抬、扛，几两米的饭食，早就消化得无影无踪，肚皮贴着了脊背。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高涨热情，支撑起了父老乡亲们空空如也的“枵腹”，抵御着前所未有的饥饿，以最大的坚韧与毅力扛过一个精神高昂与物质奇缺、激情燃烧与悲苦蔓延并存的畸形年代。

当年，我的娘亲正值四十来岁的年龄，作为母亲的“幺儿”，我的襁褓期和婴儿期便是由母亲用背带背着在这片深山大菁里“伐木烧炭”高强度的生产劳作和味蕾极度饥饿空乏中度过的。

“人形坡”和 “龙井坡”所构成的大山脉，南北横亘，千峰叠嶂，是亮江河流东岸的一道天然绿色屏障，也是湘黔两省的重要分水岭。山深菁大，方圆数百里，原始森林莽莽苍苍，里人俗称“大菁山”，自然成为所在区域为大炼钢铁熊熊烈火日夜燃烧的高炉输送源源不断薪材的重要山场。

那时的亮江流域，与中国大地所有的地方一样，“大跃进”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深耕”、“大砍”和“大炼”三事尤为变得波澜壮阔，令人悱恻。

百姓负重前行，义无反顾。在家里参加“深耕”的一群，则在上级技术员的指挥下，挑灯夜战，将种植水稻的“耕地”进行最大限度的“深耕”，牛使不上劲了，就架楼梯，替以人挖。把地底三尺下的老黄泥都翻了上来，接着就进行“密植”。这样种出来的庄稼，其收成是可想而知的。上级领导来参观了，队里的领导便派人把其它田块里的麦子或稻子拔来堆在一丘田里弄虚做假，借以“创造”出小麦平均亩产2000斤、水稻亩产斤的“高产记录”，这叫做 “放卫星”。

在去之又二十五里一处名叫“新桥”的地方，则是整个辖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的主战场。在溪谷边的一处平地和缓坡之上，用黄泥巴构筑起十数个二丈来高的“炼钢炉”。通红的烈火，日晚日夜地燃烧着，吞噬着遍地柴薪。夜幕下，火光十里，映红了半边天空，如同白昼。

十三、四年后，即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当年“人形坡”和 “龙井坡”上未曾被砍尽伐绝的树木，以及当年土法上马高炉里所炼出来的“铁疙瘩”又一度成为了我们初、高中生娃娃“勤工俭学”的主要收获对象，支撑我们度过了一个饥饿而漫长的学生时代。

六十年代初，家乡首次引进“东方红”拖拉机，既而引进“东风”手扶拖拉机进行耕作。进入七十年代后，说起这段令人难忘的生活，我每调侃自己也曾经是参加过“大炼钢铁”之人。因为，说不准，制造这“东方红”和“东风”机械的刚铁，就有来自我的一份贡献呢！

而其时，我们的一位姓国的化学老师，除了与我们一起忍受着巨大的饥饿还得漫山遍野去搜寻采摘麻栎子、五倍子、乌桕子等勤工俭学的“战利品”，到学校的农场“学农”栽秧打谷、种植蔬菜、排红薯和砍柴伐木，还一起去县里的水泥厂“学工”之外，还得承受因为其妻子和女儿都属“黑户口”的另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人生和人性的煎熬。什么叫做“黑户口”？即既不是农村户口，也非“城镇居民户口”。农村姑娘嫁给了有工作吃国家粮的丈夫，其农村户口自然消除了，就不能再参加生产队的粮食分配；而随丈夫生活的妻子及其子女又不能获得“非农业人口”的待遇，没了“户口”，就没有了粮食，全靠到民间的集市去买高价的粮食即“黑粮”度日。可想其家庭生活和生存是何等的艰辛和不易。

于是，每逢集市赶场的日子，我们的这位在教育教学上颇受师生尊敬和热爱的老师，为了生活和生存还得挤出时间来不断的穿梭往返于学校所在地的敦寨及邻近地的花桥（相距十八华里左右）、中黄（相距二十华里左右）、新化（相距十七华里左右）、鳌市（相距五十华里左右）等多处集市间，购买“黑市”上的粮食。然而，在那个粮食极为贫乏也作为“专营”的时代，能偷偷购得大米、麦子的机会总是微乎其微，即或是能买上十几斤红薯、洋芋或包谷就已经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事！

如今数十年过去，每每忆及当年国老师在教育教学之余，为了家庭妻子儿女的一食一饭之需，每逢赶集的日子，一顶遮阳避雨的草帽、一根五尺长的扁担、两只布口袋，常年挣扎、奔波于“饥饿”与“死亡”的边缘地带的枯槁形象时，不仅让人至今难忘，而且更多的是感喟和嘘唏不已。

五

“味蕾”记忆深处之于食物的渴求，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饥饿的梦魇重现江湖，泛滥于人们无所不在的广阔视野里。饥饿再度酿成生活物质供求关系中的主要事件。

所在辖区，1970年春季恢复初中招生，共招4个班（当时称“排”。后同），三哥上了初中；同年的秋季第二次招生1个班时我才赶上。1973年又增设高中部，我成为38名首届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学制初中三年、高中二年。在这所中学里，我度过了自己从少年进入青春期最为宝贵的五年时光。初中阶段，学生自带口粮，半斤大米，再交三分钱换取一张饭票。学生伙食费每月也就一块五毛钱左右。上高中后，将家中分得的个人“基本口粮”卖给国家，把凭证交给学校，统一由国家按月供应商品粮，男生30斤，女生27斤。高中阶段的伙食费增加到每餐六分钱，一个月也就三块钱左右。整个中学阶段，一年的书费不过二三块钱，学杂费更少；国家还给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助学金由个人申请，填写家庭经济状况，生产小队、大队、公社三级盖章，最后召开学生会议集体讨论，公开评定等级，每月2至4元不等。

学生开餐，按桌分饭，不管男生女生，一桌8个，凑齐八张饭票，即排队从厨房窗口领取一盆饭、一盆菜，分而食之。学生凑桌打饭和分饭也是有学问的，可要各自选准了“桌友”，才不至于吃“哑巴亏”。一要尽量避免与私心严重者同桌，二要尽可能避免私心严重者“掌勺”分饭，最好是轮流“当庄”，方能尽量做到公平、公正。常有一位个子较大的杨姓学兄，为自己能多吃上一口，每每主动抢着“当庄”分饭，当分到自己的一份时，便暗下使劲“压”饭，于是便引发同桌的抗议，自后极其难以再被知情者接纳为同桌，即使与之同桌，也要限制他“当庄”分饭，名声变得很臭。

中学生，十二三岁、十七八岁的孩子，正是“吃长饭”的年龄。半斤米的饭只分得泡泡的一菜碗，饭量大的三五口就刨完了。而菜肴常年不是炒萝卜、牛皮菜或萝卜菜，就是水腌菜、南瓜或海带打汤，一个个饿得清肠刮肚，直到学期结束时才能“聚餐”吃上一次猪肉，成为至今食物之于味蕾最美好的记忆。

饥饿中的男生，最容易为了一食之需而萌生与同学冒险打赌的“邪念”。

七十年代初期，中学尚处在紧张的建设期，区革委会批准学校到“龙井坡”砍伐杉树作为教学楼的建筑材料。学校便号召师生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于是，担砂子、挑砖瓦、砍檩子，就成为了我们这些才不过十三四、五岁的学生娃娃 “劳动课”的主要内容。一丈二三能做“檩子”的生杉树，一百多斤重，二个同学抬一根，十多里的山路，爬坡下坎，艰辛备至。某天吃过完饭后，十二三个同学凑在一堆码好的“檩子”木料边吹牛，不知是谁先提出的“方案”：将一根“檩子”不换肩一口气扛到林业站牌坊边打个转（来回约一公里），赌注是一人出一张饭票。结果，一位龙姓的同学为了赢得十二张饭票，险些把性命送掉。还有一男生与同学们打赌，一顿吃下八个人一桌的饭菜，吃得脸青脖子粗，差点儿噎气。这二次打赌的结果，输家自然是出了饭票，可赢家差点儿被胀破肚子或晕厥而死亡，险些闹出人命。最后是打赌双方都遭到了老师和校长的严厉痛斥，勒令检查。

味蕾之于食物的渴望，饥饿之于生命的记忆已注定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抹之难去的疼痛。

六

我从来以为，国人的民间文化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为了解决“口福”和“身体”之饥饿的“饮食文化”，说雅一点即文人笔下的“农耕文明”。“饮食”不仅是旧时代农民生存的实质，也是当今和今后国人生活永远不可改变的基本内容。

换言之，“饮食文化”又未尝不是国人主流文化即整个汉语语境的主体内容？在日常生活中，汉语语词总是常常指向“饮食”二字：见面打招呼首先问的是“吃过了没有？”谈论一个人的工作会说“是否吃得开？”羡慕别人则说“吃香喝辣！”指责一个人不负责任斥以“干什么吃的！”讥讽好管闲事者云“吃饱了撑的！”评价力不胜任叫“吃力”，说不会计划安排生活叫“寅吃卯粮”，连说话不利索也叫“口吃”等等。此外，还有“坐吃山空”、“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吃亏”、“吃苦”、“吃紧”、“吃惊”、“吃不消”、“吃官司”等大量与“吃”有关的日常语词，饮食的语言几乎成为汉语表征事物最为零活与最为重要的手段。

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的旱灾、水灾、风灾、雹灾等各种气象灾害，还有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虫灾、蝗灾、鼠灾、瘟疫等生物灾害的危及，乃至兵燹、战争、政变、民变的荼毒，直接引发食物的匮乏，食不果腹乃至“枵腹从公”是社会的常态。后来，随着人口的不断膨胀，“人多地少”，出产有限，毫不夸张的说，“饥馑”二字从来就不曾远离过人类的腹腔和视野，总是悄无声息的蛰伏在人类生活及其命运深处的某个角落伺机而动。

翻开中国古籍，就曾有过“易子而食”的记载，连《本草纲目》这样治病救人的医圣之书也不乏“药食”人体的毛发、骨肉、血乳、胆肝、心肺等各种器官的“记录”。我推测，假如饥饿果真到达了极限，作为站在生物链顶端的人类，是极有可能连整个自然也会吞没殆尽的，自然也就不排除人类自身了。难怪，鲁迅先生要在《狂人日记》中假借“狂人”的口道出如是的真理：“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至于现实生活中，是否因了食物的匮缺而曾发生过“人吃人”的惨烈现象，我不曾亲见，但是我却一直相信：只要饥饿不曾长睡，只要味蕾的神经没有萎缩，人类于食物臣服的“奴性”和于弱者的“暴虐”就永远不会停止和消亡。

放假后，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的次女回到家中，见到这个已经出落成净高一米六八、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就不免让做父母的想起她幼少时的饮食趣事。如今，女儿的学业已用不着我们做父母的忧心，但何故就已“修炼”成了一个好吃、能吃而且非常善吃的“美食家”了？于是，我与她的姐姐及其妈妈，便用其幼年和中小学时代“厌食”的极致情景来打趣她：“如果是当年你不是经常把饭食藏进衣兜里，也像现在这样能吃、好吃和会吃的话，说不定就能长到一米八、九的个子，岂不更有了漂亮的本钱？”

当年，四邻皆知，我的次女是一个极致的“厌食者”。不是因为食物巨大的丰富，零食吃多了的缘故，而是出于典型的没“胃口”，食物之于味蕾失去了任何的诱惑力。吃一餐饭的时间能耗上两三个钟头，一口饭菜含在嘴里一二十分钟还咽不下喉咙。稍不注意，转过背去，就把饭菜偷偷地藏进了衣服的口袋里，上学读书后则是把早餐的馒头包子用塑料袋裹着藏在书包里。直到洗衣服和书包时，妻子才发现了这个“秘密”。这已成为众口知晓的有关我闺女“厌食”的经典故事。

由闺女“厌食”的经典故事，自然让我联想起有关我们这一代人的“饥饿”故事。从“味蕾”极度荒芜的年代走过来的我们这一代农村人，即或是机关的父母们，对不听话的孩子最大、最重的惩罚，恐怕莫过于惩罚其“饿饭”了。如果是饿上一天不给饭吃，那的确堪称是最致命的招儿。

“敢不听话？嘿嘿，就饿你两天饭！”

“完不成任务？休想吃饭！”

从而，再顽皮和叛逆的孩子，面对“饥饿”的裹胁与施虐，自然极大地显现出弱者于食物的“臣服”，只得乖乖地俯首听命。

七

处于“饥饿年代”，老家固然落后乃至贫穷。衣着是土布棉衫，缺少光鲜；烹煮火引和照明用的是火燫燧石火绒与枞桄松明，连“洋火”、“洋油”也极少见（“洋油”即“煤油”，七十年代后，与盐巴、布匹等凭票供应）……但是，旧时的村庄却有着众多如今这个“饱食年代”所缺少的诸多“宝贝”：生态环境良好，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溪河井泉之水清洁卫生，人畜皆可直接饮用；谷米果蔬畜禽鱼蛋食用新鲜而安全；百年木屋虽然陈旧侷促，但却适宜人居、接地气……

那时，吴家二爷唯一的梦想就是盼望有一天能够吃上一餐饱饭，买什么好东西不再“凭票供应”，好换掉自己穿了一辈子库脚以盖住膝盖为限的“半拉儿裤子”（一种高腰束带，宽筒短腿的裤子，相似现在的“七分裤”）。

忽如三四十年，如今时代变了，吴家二爷的后代子孙们，其衣着早就不再以“蔽体”和“保暖”为需求，人们的眼光追逐着“光鲜”和“样式”，甚至连什么“七分裤”、“五分裤”，或是“短裤”、“乞丐裤”和“超短裙”、“迷你裙”、“漏脐装”也已成为了他（她）们平常的着装。

而食物对生活于“饱食年代”的吴家二爷的子孙们，何时也竟然彻底失去了对其肚腹的诱惑和 魅力，甚至是“枵腹”节食减肥反倒成为了他（她）们所追求的时尚。在“饱食年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对曾祖父、祖父乃至父辈们所经历的“饥饿年代”全然无知或早已陌生，甚或由“饱食”迈入了“厌食”的后时代。

究其原因，据专家们的推测不外乎有三：一是由于物质极大的丰富了，平时吃零食多了，导致正餐时产生了厌食；二是由家长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乃至“暴饮暴食”所出现的“三高”引发孩子们厌食；三是被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非安全却色香味美的“成品熟食”的绑架，而败坏了“胃口”。其结果，便导致了如今吴家二爷的后代子孙们与国人大多年轻一代一样，衣着光鲜了，但却逐渐误入了怪异和荒诞。个子高了，身材粗了，但体质却是一辈不如一辈，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瘦骨嶙峋、弱不禁风，要么五大三粗、畸形肥胖。很难设想，如果“八国联军”再次犯我中华，当年善于遛鸟提笼的“八旗子弟”有手不能操刀握枪、有腿不能迈步逃路，只能束手就擒的悲剧会不会在我们子孙一代的身上再度重演？

这让我联想起近年来，在乡村行走时的一些所见所闻。环境污染、空气龌龊，雾霾袭扰，不时还有生长激素、农药残存、地沟油、防腐剂和致癌物的危害；钢筋水泥建筑已逐渐取代了过去的百年木屋……

过去的农村，今非昔是。更有甚者，在短短不过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广大的农村里，不仅有了“转基因”棉花、油菜、甜椒、西红柿、木瓜、茄子、黄瓜、南瓜、西瓜、甜瓜、西葫芦、胡萝卜、白菜、生菜、菠菜、茴香、豌豆、芥菜、洋葱等棉油蔬果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还有了“转基因”水稻、玉米、小麦、马铃薯、大豆、花生、高粱等主粮作物的大量引种；更有了转基因的食用油（大豆油、菜籽油、色拉油、调和油）、调味品、饼干、即溶饮品及冲调食品、饮料及奶制饮品、婴儿食品及奶粉、膨化食品及零食、糖果及果冻、雪糕乃至饲料……转基因食物无处不在。我虽然不是植物学家，但我难免心存疑虑：长此以往，诸如此类的问题会不会引发国人的“食物安全”？如果一个民族的“食物安全”得不到充分保障的话，会不会演变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安全”大问题？

不容置疑，一个“吃”字，肯定已在悄悄地改变着国人的命运。试设想，假如我泱泱大国如果再度遭致敌国的入侵，因了一个“吃”字而堕入了万劫不复深渊的国人，还会有能力和有机会来进行自救、图存和图强吗？亡族灭种之忧患，非我同类不可不引为怵惕！

在表达同情、自怜、伤感、忧心和质疑的同时，我沉重乃至空缺的心灵并不曾稍稍得以慰藉与填充。静下心来想想，检点当年我们夫妻二人为女儿的极端“厌食”而担心、愁苦乃至多有责罚的行为，反躬自问，那无数的训教和严厉的苛责而终究不可逆转的“事实”，是否歪打正着反而成就了女儿后来的正常发育和健康的成长？“祸兮福兮”，这恐怕正是《老子》所谓“福兮祸所倚， 祸兮福所伏”的道理了。

当乡亲们再次告诉我，老家过去所种植的那些传统的谷物粮食与蔬果品种，如今大多已濒临消亡和灭迹了。而现在所购买或由有关部门发放的谷物粮食与蔬果种子，收成后却是不能“留种”以待来年的。买一年，种一年，即使留下种子，也发不了芽，不能生长。简单地说，就是这些“转基因”植物的“果实”是不具备再次发芽繁殖生长的基因和功能的。国人大量食之、长期食之，谁能保证国人的遗传基因代码不会改变？

过去，农人种庄稼是“自留种子”，而如今是必须“年年购买种子”。这一可怕事实，还真叫我这早已不再侍弄和熟悉农活的“城里人”闻之而胆颤心惊，甚至是极度地恐慌了。试想，一个庄稼人、一个农业大国，如果不能生产和掌握自己的粮种与粮食的话，那我们距离再度饥饿的日子还会很遥远么？

如今，我们即使走入任何超市、店铺，也能轻易发现品名繁多、数量巨大的“转基因”食品在售卖。“转基因”已逐渐侵入了国人无所不在的生活。后怕不尽，危害无穷，并非“杞人忧天”！

难道，是饥饿的恶魔在以另外一种食物的形式死灰复燃？遗传基因所支撑起的肌体、生命密码所孕育的味蕾难道注就要接受枯萎和消亡命运的拷问么？

如今，从饲料到食用油，到肉食，到蔬果，再到主粮，转基因食物不仅泛滥于中国城市人的餐桌，而且正在大量吞噬着广大农村芸芸芸芸众生的肌体、腐蚀其灵敏的味蕾！

其实，强大的饥饿与可怕的死亡，于利欲熏心和羸弱人类的脆弱味蕾施以“暴虐”之行的魑魅魍魉就蛰伏在我们前行路途中的某个拐弯处冷眼窥觑着，从来就不曾停止和消亡过。

由此，我有何理由不百般地珍视味蕾之于食物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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