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媒体热评：如何看待美国大选中的川普现象

　　很多人认为，当今欧美政治已被民粹主义裹挟。

　　在美国，茶党的兴起、川普在共和党的胜出以及桑德斯旋风，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表现。在欧洲，无论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决定、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崛起、北欧诸国右翼政党的抬头，还是排外性政党在许多“新欧洲”国家的得势，亦或激进左翼政党Podemos（西班牙）、Syriza（希腊）的选举表现，都被视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征兆。

　　以“民粹主义”命名当今欧美的政治潮流，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区分“民粹政治”与“民主政治”？如果说民主的要旨是“人民意志至上”，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与“以民意为精粹”的民粹政治有何不同？

　　进一步而言，为什么“人民意志至上”是道德可欲的，而“以民意为精粹”就是有害的？难道“我同意的民意”就是民主政治，“我不同意的民意”就是民粹政治？事实上，一个趋势是：没有政治家自称是“民粹主义”者，但是几乎人人都在给异己者贴上民粹主义标签。因此，如果不对民粹政治和民主政治进行概念上的厘清，那么任何针对“民粹主义”的分析都可能成为语义含糊的风车之战。

　　本文试图在美国的背景下思考民粹主义。具体而言，第一，试图从概念上区分民主政治以及民粹政治，论述二者的相关性及差异性；第二，试图从长线历史的角度理解美国的民粹主义，以及它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第三，从前面提及的分析框架及历史视野出发，理解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类型、程度、由来及后果。

　　一、民主政治与民粹政治

　　民主和民粹，具有高度重合性。它们都以“民意的合法性”为其话语核心，并以此反对缺乏民意基础的专制政治。问题在于，尽管高度重合，“民主”与“民粹”是否存在相异性？如果存在，如何界定？

　　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是因为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简单来说，就民主的理论传统而言，存在着两种对民主的理解，一种是多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自由式民主；而另一种是一元式民主，亦可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记者Fareed Zakaria发明了“Illiberal democracy”一词，用以描述那些允许一定程度竞争性选举却大力限制政治自由的国家。）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后者，那么，本质上“民主”必然走向“民粹”；而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前者，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区分民主与民粹的钥匙。

　　“多元式民主”相对“一元式民主”，这个分野从何说起？简言之，分野在于对“民意”的认识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是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整体性“人民意志”，还是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民意”？选举，作为一种民主技术，是用以发现“那个”人民意志并为其道德合法性进行论证，还仅仅是一种决策的效率装置、“多数民意”无论技术上或道德上都不应取代“多元民意”？

　　本文不是一篇思想史论文，对此很难展开论述，只能简述。“多元式民主”秉承汉密尔顿—熊彼特—哈耶克的传统，认为“民意”是多元的，因而不同意见（尤其是少数意见）都应有表达渠道。他们恐惧“多数暴政”，认为应以自由制度安排（财产权、市场自由、言论自由、少数权利等）约束稀释多数偏好——事实上根据Riker这样的社会选择理论家，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并能通过选举发现的“多数意志”都大可质疑，遑论以其为决策的依据。

　　而“一元式民主”则以卢梭—新左派为主线，倾向于将民意本身视为至高无上的合法性源泉，解除对这一意志的束缚。尽管卢梭的概念是“公意”而非“众意”，但是假定民意是一个单数形式（general will，而非general wills）并进而假定这个意志客观存在，本身就蕴含了极权政治的种子。

　　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多元式民主注重权力制衡与分散——多数与少数、精英与大众、中央与地方、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相互制衡并共享权力。这种理念下，其民主制度设计必然为“多数意志”（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意志的话）设定了“半径”——半径之外，通过选举发现的“多数意志”不能随意占领。权力分立、间接选举、非民选权力机构的存留、联邦制、游说组织、智库、市场的政治力量、财产保护等制度安排，便成为抵消“多数统治”的一些缓冲机制。

　　相对而言，一元式民主倾向于一种可被称为“选举霸权”式的制度安排，选举产生行政部门，行政部门“收编”立法和司法部门，被“拧成一股绳”的权力又进一步吸纳公民社会、媒体、企业与市场，最终“多数民意”通过选举的胜利得以统领整个社会。

　　很大程度上，当代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普京的俄罗斯或者埃尔多安的土耳其，都是这种“一元式民主”的代表。与威权统治不同，这些国家存在着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但是又与自由式民主不同，其当选政治家往往大幅剪除整个社会的多元性，试图将所有权力机构乃至公民社会“统一”到一种意志之下，而其胜选的事实亦使其“赢者通吃”的制度安排具有相当的道义合法性。

　　对两种民主做出区分之后，民主和民粹之间的区分就相对清晰。简言之，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一元式”的，是“选举界定民意，民意统领一切”，那么民主和民粹就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只有当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自由式的、多元式的，我们才能找到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民主的多元性程度。也就是说，当我们讨论民主和民粹的区分时，事实上我们是在讨论自由式民主与民粹主义的界限。

　　2016美国大选街头的恶搞(图源：VCG)

　　一个自由、多元的社会天然导向社会分层。因此，区分（自由式）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一个标志是对精英主义的容纳程度。自由式民主容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精英主义，而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主义。在此，精英主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智识的。

　　第一，经济上而言，（自由式）民主容纳相当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并认为财产所有权的安全是政治权利的基本保障；而在民粹政治中，经济自由常常屈从于其他政治价值——对于左翼民粹主义，“其他”价值往往与“平等”相联系，而对右翼民粹主义，“其他”价值则与“身份认同”相联系。

　　第二，政治上而言，民主政治也比民粹政治更能包容政治精英主义。尽管自由式民主作为民主，必然要求政治权利的平等，但它并不保障、亦不追求政治影响力的平等。如果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乐于并善于运用组织、资源、话语权或话语能力去获得政治影响力（在最直观的情况下，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乐于投票），从而造成影响力的不均，那么这个局面并没有道德上的不义性，正如一场赛跑需要保障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并不保障每个人的速度一样快。

　　第三，智识上而言，自由式民主更强调通过理性论证来获得观念合法性，而不是仅仅以人数（“多数”）或者身份（“白人”“穷人”“We are 99%”）来自动获得合法性。比如，诸多调查显示，在一系列科学问题上（比如全球变暖、核能源、转基因），大众和科学家的观点常常存在落差。此外，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经济学家和大众的态度也常常不同，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精英主义”将容纳甚至要求放大“专家”的声音。当Gilens以“中上阶层对政治的影响力超过中下层”来批评美国民主时，很大程度上他是在以民粹式民主的尺度作出批评。

　　当然自由式民主仍然是民主，因此与威权主义不同，它反对封闭式的精英主义，而要求一种开放式的精英主义——政治家需要通过选举上台、企业家需要通过创新来获得市场、专家需要通过理性论证来获得影响力。换言之，精英或许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没有人有资格垄断精英位置。本质上，自由式民主依赖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的平衡，而民粹政治信奉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压倒性胜利。

　　一个反讽的局面是，虽然民粹主义敌视精英主义，但它却往往比自由式民主更容易走向“强人政治”甚至“独裁政治”。可以说，民粹民主有滑向民粹专制的天然倾向。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

　　首先，民粹主义往往需要一种“人格化的力量”去唤起和表达。由于对“精英建制”（elite establishment）的敌视，民粹主义往往需要一个“孤胆英雄”式的人物去树立一个“反叛”的旗帜。无论是查韦斯、普京、埃尔多安、穆加贝，或美国的川普或桑德斯，都试图树立自己“孤胆英雄”的形象。

　　因此，民粹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其政治的“个人色彩”很强，这与民主政治的“机构色彩”形成鲜明对比。民主政治是冷静的、常规性的甚至乏味的，而民粹政治中充满了“孤胆英雄引领民众振臂高呼”的戏剧化场景。

　　其次，由于民粹政治试图以民意为名将所有的政治力量“拧成一股绳”，将分散、多元的权力收拢为集中的、一元的权力，它倾向于借助“选举霸权”拆除政治制衡。因此查韦斯的国会数次“授权”总统绕开国会、实行“政令统治”，普京大大压缩地方政府的权力、加强中央权力，埃尔多安大力打击公民社会、压制不同声音……将选举发现的“一元意志”定义为全部民意，再将“民意”神圣化，又赋予自己“民意代言人”的身份，民粹主义就这样悄然实现了“民粹”与“强人”之间的过渡，实现了二者的两极相通。

　　因此，民粹政治的现实展开形式，常常是政治强人利用底层民众联手夹击社会中间层，而自由式民主固然具有精英主义色彩，但由于精英本身的多元性与分散性，却更能抵御威权主义的侵蚀。

　　二、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

　　就美国政治传统而言，长期以来美国的民主实践是多元自由式的，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联邦党人对“多数暴政”的警惕，在美国宪法的设计当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各种制衡机制的设立即是平衡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的努力。

　　事实上，尽管美国宪法开创了现代政治的第一个大规模民主实践，美国宪法里面根本没有“民主”两个字。在许多开国者看来，政治的多元性和制衡性，而非“民意”的所向披靡，才是自由的保障，而自由才是其追求的终极价值。当达尔将民主改写为“多元政体”（polyarchy）、并认为这比democracy更能反映现实中的竞争性政体时，他的表述或许更接近美国制宪者的本意。

　　正因为美国的民主具有相当的精英主义成分，它的民粹主义传统并不显著。无论是对比法国左翼传统，或德国右翼历史，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的民粹政治，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色彩相对较淡。这是认识美国民粹主义的一个基点。也就是说，在切入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之前，应从整个历史图景中获得认识它的比例感。尽管这一比例也始终处于流变之中，但失去它，谈论美国政治就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霍夫斯塔德曾在其名著《美国的政治传统》中指出，虽然美国的历史在每一个横切面中似乎都斗争激烈，但在激烈斗争的表面之下，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美国政治家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辉格党人”（即古典的自由主义者），分享一些基本共识：反对激进的社会变革与阶级斗争；对有产阶层、企业家阶层大致抱有同情性立场；主张政治宽容与经济自由主义。也就是说，美国的政治传统是一种温和的中间派传统，缺乏极端主义的土壤。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解美国政治历史的一把钥匙。

　　体现在制度安排上，即美国的政治制度充满了制衡和否决机制，因而“多元民意”中的特定“一元”通常能在政治体系中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而不会因为它不合乎特定范围的主流民意而被碾压。无论是联邦制、司法审查制度，或是美联储的独立地位，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复杂制衡关系，都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制衡机制的表现。其好处和坏处，是任何政策的演进和改革都比较缓慢。福山曾经哀叹美国的民主已经成为“否决制”，并认为这是美国今天政治僵局的一个源头。

　　正因为美国政治的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成分，它也招致了许多人对美国“虚伪民主”的批评。达尔的《美国宪法有多民主》和列文森的《我们不民主的宪法》，都批评美国的宪法不够“民主”，而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起源》干脆将美国宪法看做一个有产者维护其权益的“反革命”文本。

　　2016美国大选：第二场辩论赛(图源：新华社)

　　至于描述美国政治如何被精英和财团操控的著作，更是不胜枚举，从林德布罗姆的《政治与市场》到吉伦斯的《财富与影响》，或是巴特尔斯的《不平等的民主》，都批评经济不平等造成的政治影响力不平等。

　　尽管在理据上变得越来越艰难，但也不乏为美国政治中精英主义辩护的声音。《民主的反讽》一书认为，精英主义是美国民主得以良好运行和延续的“秘密”，而这正是美国民主的反讽之处。

　　作者指出，由于精英往往比大众在政治上更加宽容，如果美国的政治体制镜像式地反映最主流的民意，而不是“掺入”了很多精英的理念，那么自由式民主或许早就不复存在了。

　　经济学家Caplan也指出，如果美国的底层民众投票率和中上层一样高（事实是前者低得多），那么美国的经济政策会“不理性得多”。甚至Gilens的研究也可以潜在地推出，如果美国的公共政策更贴近“底层民意”，它会比现在更排外、更不宽容。换言之，尽管自由式民主的实践放大了精英的影响力，但是它增加了美国政治的理性程度，而这种理性是美国政治得以健康运行的“秘密”。

　　尽管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影响力有限，它绝非无足轻重。事实上，民粹主义在美国历史上不但存在，而且很多时候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美国政治。

　　或许可以将第七任总统杰克逊当做美国民粹主义传统的起点。选举权在杰克逊时代显著扩大——成年白人男子基本上在这个时代获得了普选权，“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一词被发明，成为“大众民主”的代名词。

　　杰克逊本人从登上美国的全国政治舞台开始，就以一个“反精英建制、代表普通民众”的面目出现。他将自己1824年的落选归结为当时的“精英建制”的“腐败交易”，而他在1828年上台后，力推具有民粹色彩的主张。经济上“反对富有银行家”，极力推翻第二国家银行（1836年成功关闭该银行），并大力倡导贸易保护主义（1828年关税法案为其表现）——此为左翼民粹主义的先声。另一方面，他又推行种族主义政策，“1830年印第安人迁徙法案”（所谓“血泪之路”的开端）即是其政治成果——此为右翼民粹的影子。他任期开创的政党分赃制度（spoils system），即胜选后将数以万计的公职当做战利品向其支持者分配，更是其民粹主义倾向的直接体现。

　　19世纪末“人民党”（也称民粹党）的兴起，是美国民粹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重大节点。人民党崛起是美国社会对迅猛工业化的一种政治反应。1880年代，针对农产品价格的下跌、歉收以及信贷不足等问题，农场主联盟（Farmer’s Alliance）成立。该组织于1890年代初发展成人民党，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James Weaver，并赢得了约100万张民众选票。人民党和民主党1896年共同推出总统候选人William J.Bryan——被视为当时最叱咤风云的演说家，曾数度参选美国总统，1896年仅以微弱劣势败选。1896年人民党并入民主党。

　　总体来说，人民党的议程是左翼议程。他们要求银币的扩张供应（而金融界出于通货膨胀的恐惧而反对）、累进税制、铁路的国有化、参议员的直选等，其不满主要针对“华盛顿精英”“工业资本家”以及“东岸金融家”。Bryan打出的政治纲领也是反对金钱权力、反对大银行和托拉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自由银元以及征收收入税和遗产税等。但是，该党又不乏排外、反移民的右翼议程。Thomas Waston（人民党1896年副总统候选人）极力反对当时大量涌入的意大利、波兰、犹太人移民，将其斥为“旧世界中最危险、最腐败的力量”。

　　或许因为主流政党对激进力量议程的吸收能力，或许因为不同时代的“民粹”的定义发生巨大变化，20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并不兴盛。对于右翼来说，无论是老罗斯福的“进步党”，或是小罗斯福的新政，更不用说Huey Long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左翼民粹主义的代表。而对于左翼来说，反共的麦卡锡势力，George Wallace这样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更不用说3K党这样的势力，则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体现。1990年代的“佩罗旋风”也被视为一次新的民粹主义抬头——佩罗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赢得了近20%的大众选票，是老罗斯福以来美国第三党所获得的最大成就，而他的政治纲领也以“反精英建制”为其标志。

　　从美国民粹主义的简史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第一，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往往相辅相成、如影随形。这种相辅相成或以直接结合为表现形式，比如杰克逊或者人民党的纲领；或因防御心态相互激发，比如进步主义时代，保守的法院势力激发左翼进步党的兴起，而罗斯福新政后左翼势力的兴起又激发麦卡锡主义。美国历史上，我们很难见到一个时代左翼或者右翼民粹主义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存在，它们往往相互激发甚至相互恶化。

　　第二，民粹主义的政治后果未必一定是负面的。很多历史时刻，虽然民粹主义政治家败选，他们常常能将自己的议程——通常是打折版本——纳入到主流政党的政治议程当中，从而构成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比如，人民党虽然最终解散，但是它的许多“进步主义”议程被纳入民主党；同理，佩罗1992年虽然败选，但是他得以将自己的“预算平衡”理念推入两党竞争的议程。很大程度上，民粹主义是一种“信号灯”机制，其闪烁的光亮构成一种政治报警。尽管全盘采纳民粹主义纲领往往是危险的，但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一些温和版本的民粹纲领不但增进政治的代表性，而且可能通过预防革命维持秩序。

　　第三，就总体趋势而言，美国政治当中的平民主义色彩越来越强，而精英主义色彩越来越淡。尽管许多人谴责“美国堕落了”，似乎美国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更民主的“黄金时代”，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事实是，纵向而言，当代几乎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当然，这是就长线整体趋势而言，不排除在某些政治议题上存在着反复和退步。）

　　这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反映：普选权的扩大化；竞选资金自1970年代以来的逐步规范化（美国对选举资金的系统规范起始于1971年“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此后对个体、组织的政治捐款数额和透明度才有了系统规范。当然，针对这个法案各个条款的斗争，持续至今。）；政党提名候选人方式的民主化（初选的出现）；议员“深入本选区、走群众路线”的密度显著增加；美国福利制度的稳固化；等等。

　　尽管历史上美国曾经兼有过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但左翼留下的政治遗产显然比右翼思潮更有持续性——麦卡锡的历史地位可以说“臭名昭著”，种族隔离主义者多年以后已经没有政治影响力；相比之下，两位进步主义罗斯福总统都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其制度和政策影响持续至今。这是理解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一个总体性背景。

　　三、当代美国的民粹主义

　　当代美国，左翼和右翼两种民粹主义都在强化——至少他们彼此认为对方是民粹主义。就左翼民粹主义而言，很多人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后来的“桑德斯旋风”是其表现。就右翼民粹主义而言，则先有茶党运动，后有川普现象。

　　川普的政治崛起是这一政治戏剧的顶峰。他关于构建美墨边境高墙、暂时中止穆斯林移民的政纲，加上他“刺激性”的语言风格，使其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代言人，而他高位的民调支持率，以及最终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一事实，更是令许多人目瞪口呆。人们追问：美国怎么了？

　　两种民粹倾向各自的根源并不相同。要理解当代美国右翼民粹的根源，必须从美国左翼民粹说起，因为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对后者的一种应对。概括而言，左翼民粹倾向的土壤，在于“权利观念”的不断泛化，而不断上涨的权利预期与美国政治当中的精英主义之间的裂缝和张力越来越大。

　　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则很大程度是对美国左翼自由派在长线历史中地位不断上升的一种反弹——它之所以演变成民粹主义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右翼民众认为右翼“建制派”对于左翼的挑战应对无力。也就是说，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是因为左翼越来越无法容忍美国政治当中的精英主义“秘密”，而右翼对左翼“节节胜利”的趋势产生强烈的怨恨。

　　如前所述，就中长线历史而言，相比保守右翼，自由左翼在美国主流政治中留下了更持久的遗产。无论是罗斯福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工保护法案、累进税体系，还是约翰逊时代的医保体系、平权法案和扶贫项目，或是1970年代的联邦选举法案以及女性堕胎权，更不用说在联邦制中联邦政府的逐渐坐大，都早已成为美国主流政治的一部分。相比之下，无论是南方种族隔离主义还是镀金时代的经济放任主义，显然处于衰势。

　　推动这一变化的，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观念变化。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指出，20世纪的后半叶西方世界出现了一场“权利革命”——无论是黑人、女性、同性恋甚至儿童、动物，其权利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

　　权利观念的扩展不仅仅是在政治和法律领域，也深入经济和社会领域——无论是针对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还是不断扩大的福利和扶贫项目，都是这种扩展的表现。“福利”逐渐成为一种“权利”。一套越来越细密的“政治正确”话语体系，也作为这种不断拓展的权利观的衍生物出现——超过一半的美国大学开始发布“正确用语”指南，其中一份甚至称“美国人”(American)应该成为避免使用的用语（The Real Danger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Washington Post,2015.7.30。当然，由于引发批评，这份指南最后被从校方网站撤销。）。

　　尽管里根时代开始的所谓“保守主义回潮”，一定程度上让这种“自由左翼上升、保守右翼衰退”的趋势刹车，小布什政府的八年更是一度让许多人为“新保守主义”的再现惊恐，但这种刹车更像是历史以“进两步退一步”方式前进过程中的“退一步”，而不是对历史趋势整体性的逆转。

　　事实上，里根和小布什时代到底是历史发展趋势的“平台期”还是真正的“逆转”，都并不明确。经济上而言，里根时代只是使联邦政府的开支停止上涨而已，而不是使其真正下降，而小布什政府医疗改革的思路其实合乎“进步主义”。

　　有趣的是，不断拓展的权利和福利并没有平抑自由左翼的不满，反而滋养了当代的左翼民粹主义。这一点看似费解，实则并不难理解。现实的变化速度跟不上人们“权利预期”的上涨速度，因而尽管权利和福利总体而言在改进，但是左翼的“相对剥夺感”在强化。

　　这一“相对剥夺感”的后果，是美国政治中持续了数百年的精英主义成分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左翼民粹认为，福利和扶贫措施乃至平权法案还远远不够；对商业和金融精英的管控和税收远远不够；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令人愤慨（哪怕整个社会总体而言都在变得更加富裕）。而最糟糕的，是“富人”比“穷人”的政治影响力更加显著，似乎“权利平等”必须带来“影响力平等”才合乎正义。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桑德斯现象”的基本背景。

　　当左翼从其理想主义的权利预期出发，看到的是精英主义劫持了美国的民主；右翼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在他们眼中，美国政治历史是一个“自由左翼节节胜利、保守右翼节节败退”的历程。

　　古典意义上的“市场自由”早在1930年代随着“洛克纳时代”的终结而终结（洛克纳时代是指19世纪末到1930年代，当时最高法院做出了一系列“捍卫市场契约自由、反对劳工保护立法”的判决，到1930年代，由于最高法院立场的转变，这些判决被一一推翻。），福利制度的泛滥正在瓦解美国传统清教徒的“工作伦理”；黑人在“平权法案”之下受到了“优待”，而“中下层白人”成为被遗忘甚至被污名化的群体；传统文化价值在不断消融中——女性堕胎权在法律上难以逆转，同性恋的婚姻权成为历史趋势，而美国的非婚生子女在所有儿童中占比已经高达41%；国界线的不断开放不但恶化了本土的安全局势，而且威胁了本国中下层的就业机会。当他们看到自由左翼还在争取更多的福利制度、更多的黑人保护、更激进的文化变化以及更开放的国界线时，可想而知他们心中的怨恨。

　　如果说左右翼历史地位的相对变化是右翼民粹化的第一个原因，这种力量对比的未来走势则是右翼民粹化的第二个原因。任何国家的未来政治都难以预测，但是美国社会的两个变化足以令右翼感到前途暗淡——一个是美国人口的族群结构，另一个是美国人的代际观念变化。

　　就族群结构而言，研究显示，白人将在美国的人口结构中不断缩小（到2055年白人将不再构成美国人口的多数），而少数族裔将不断增加（其中拉美裔和亚裔增长最快，而黑人比例基本不变）。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少数族裔更倾向于给民主党投票。以2012年总统选举为例，59%的白人投票给了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但93%的黑人、71%的西裔和73%的亚裔投给了奥巴马。一个对比可以展示人口结构变化的政治后果：1980年里根赢得了56%的白人选票，但他以44个州的压倒性胜利赢得了选举；2012年罗姆尼赢得了59%的白人选票，却输了选举。一个重要原因，是从1980到2012年，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比例从12%升至28%。

　　就美国人政治观念的代际变化而言，一个清晰的趋势是，越年轻的美国人通常越左，而年轻人是“未来的主人翁”。仍以2012年为例，65岁以上的人56%投给了罗姆尼，45-64岁51%投给了罗姆尼；相比之下，30-44岁的选民52%投给了奥巴马，18-29岁60%投给了奥巴马。就2016年来看，30岁以下的选民中，桑德斯的支持率超过希拉里和川普这两大候选人的总和，而且超过幅度是25%。

　　这一代际变化趋势，对于预测美国的未来具有重大意义。与这种代际变化相关的，是教育水平的影响。各种调查显示，川普的最大票仓来自于“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问题在于，随着整个社会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个群体在迅速缩小。一项研究指出，这一群体在选民中的比例，每四年就下降3%。

　　由此可见，共和党的主要选民基础——白人、年龄偏大以及教育水平偏低的选民在不断缩小，而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基础——非白人、年轻人以及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在不断扩张。就长期后果而言，除非共和党大幅调整政纲，某种意义上它已经进入了衰亡期，美国的两党制将从所谓“左右之争”走向“左与更左”之争（即“克林顿党”和“桑德斯党”之争）。从这个角度而言，川普的崛起可以说是保守右翼民众绝望之下的“垂死挣扎”，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旧美国”冲下山坡时的本能与理性选择。（之所以说“理性选择”，是因为激进右翼保守话语或许会进一步推远少数族裔选民，但在人口结构发生质变之前，这种“极端化策略”或许有利于激发白人选民的投票率，从而使其暂时稳住自己的政治力量。）

　　历史不在保守右翼这边，未来也不在他们这边，更令其绝望的是“当下”也不在他们这边。文化精英系统化的“自由派偏见”是保守右翼“愤怒”的第三个原因。所谓文化精英的自由派偏见，是指整个文化产业不成比例的自由左翼倾向，这在媒体、高校和文化工业等方面都清晰可见。

　　以“媒体偏见”为例，尽管美国公众在许多涉及“自由—保守”的政策议题上势均力敌，主流媒体却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左翼自由派”（显著的例外是Fox News）。关于这一点，已有无数研究证实。一项调查显示，自称为“民主党人”的记者和自称为“共和党人”的记者比例是4：1，而在华盛顿，给民主党投票的新闻记者占90%。此外，2014年一项调查显示，44%的公众认为媒体过于“自由派”，只有19%认为媒体太“保守”；52%的民主党人认为媒体“大体公正”，只有18%的保守党人这样认为。

　　与媒体类似的是高校。一项调查显示，2014年自由派的高校教师和保守派比例大致是5：1，而仅仅在大约25年前（1990年），这一比例还大致是2：1。也就是说，高校不但本来就具有显著的自由偏见，而且这种偏见正在迅速扩大化。

　　同样，文化工业也大幅左倾。以好莱坞明星为例，2012年明星给奥巴马的捐款总数达到80万美元，而对罗姆尼的捐款则不到8万美元。

　　由于新闻记者、高校老师和影视明星等职业是公共空间拥有“话语霸权”的人，这一系统性的左翼偏见以及偏见中对右翼保守派的“妖魔化”，在很多右翼保守派看来，是文化精英对普通民众的背叛甚至羞辱。

　　美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则是右翼民粹化的第四个原因。各种调查都显示，川普最大的支持群体是“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尤其男性）。在这个群体中，大约55%支持川普，只有30%支持希拉里，而在几乎所有其他选民群体中，希拉里都占优势。

　　经济上而言，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从1971年到2015年，美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相对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其人口比例在缩小（从61%到50%），财富也在明显缩小（从62%到43%）；而在各个群体中，经济地位下降最严重的，是“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以“在高收入人口中占比减去在低收入人口中占比”为衡量标准（很大程度上反映经济相对地位），1971到2015年黑人增加了11.2%，亚裔增加了4.1%，但是“没有高中学历的白人”下降了18.1%，而“只有高中学历的白人”下降了21.9%——他们构成美国经济地位下降最严重的两个群体。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被遗忘的人”——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有学位的白人群体”的经济地位，而福利和扶贫项目很大程度上帮助了黑人和其他低收入群体，但很多“没有学位的白人”作为曾经的“中产阶级”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经济地位不断下滑至“低收入阶层”，其怨恨不难想象。

　　需要指出一点，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川普现象反映的是“底层右翼”的民粹主义。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事实上就平均经济水平而言，川普支持者的经济收入既高于桑德斯支持者也高于希拉里支持者。

　　激怒川普支持者的，与其说是其绝对经济水平，不如说是其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川普现象之所以“显得”是个底层运动，或许是因为前面所提及的文化精英话语霸权现象。也就是说，希拉里和桑德斯才是真正经济底层的代表，只不过这些经济底层与文化精英（媒体、大学、好莱坞等）有一个嫁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川普现象的本质更像是伪装成平民主义的精英主义。

　　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最后一个——但绝非最次要的原因，则是穆斯林极端分子恐怖袭击的浪潮。这一点众所周知。这股袭击浪潮不但加深了美国人的安全焦虑，也赋予其排外情绪相当的合法性。9.11事件的阴影自不待言，近年在美国本土发生的恐怖袭击有扩大倾向——每发生一次袭击，川普的支持率就提升一次。欧洲近年频繁的恐怖袭击也一次次令美国人感到唇亡齿寒。

　　这些恐怖袭击，成为欧美各国“排外民意”不断上升的一个直接导火索。这种焦虑不但是安全意义上的，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由于穆斯林的出生率普遍偏高，穆斯林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上升，据估算到2050年将与基督教人口基本持平。在美国，穆斯林人口虽然不会以同样比例上升，但基督教徒比例会严重下降（以2007-2014年为例，仅仅7年时间，美国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就从78%下降到了71%。）、“清教文化”将被大大稀释，则是历史的趋势。

　　综上所述，右翼民粹化倾向有历史原因、未来走向原因、经济原因、文化霸权原因以及安全因素。一种看法将川普现象简单地视为“白人的种族主义”，这显然低估了事情的复杂性。

　　毋庸置疑，右翼民粹化趋势中种族怨恨起到了很大甚至可能是主要作用，但是，与其说其种族怨恨是基于“白人优越论”的粗暴偏见，不如说是对政府的种族政策（包括移民政策）、文化精英的种族话语的一种反弹。

　　换言之，在很多“没有学历的白人”看来，可恶的不是——至少不仅仅是——“黑人”“穆斯林”或者“墨西哥人”本身，而是政府的“平权法案”、过于宽松的移民政策、对穆斯林极端分子的应对无力、经济上作为一个群体被忽略、越来越吹毛求疵的政治正确话语、文化工业中黑人永恒的受害者形象，以及白人必须为自己爷爷的爷爷承担的永恒罪责。

　　那么，后果是什么？左翼由于权利观念的不断上涨而民粹化，右翼由于“失去历史和未来”而不断民粹化，政治两极化将给美国带来什么后果？

　　短期和长期后果或许并不相同。短期而言，后果可能并不那么严重。如果用本文第一部分区分民主政治和民粹政治的标准进行衡量，美国当下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多大程度上能被称为“民粹政治”都可质疑。

　　首先，无论桑德斯和川普，从一个更大的观念连续谱来看，都并不极端。事实上，两个人在某些问题上还立场接近，以至于其支持者常常能相互倒戈。就川普而言，与很多共和党大佬不同，他认为伊战是一个“错误”，对给富豪减税没有自由放任主义式的热情，对全球化和贸易自由非常怀疑，即使对扩大政府医保责任，他也显得含糊其辞、左右摇摆——这些都使他比其他共和党参选人更接近民主党。

　　一项大数据研究显示，川普和希拉里的“用语自由度”程度非常接近，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川普是一个温和意识形态的教科书式案例”。就桑德斯而言，虽然他提出打碎大银行和征收金融交易税，但他并不主张银行国有化；他主张医保体系国有化——这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极端”，但在诸多欧洲国家早已是现实；尽管2010年他曾连续演讲9个小时谴责奥巴马延长布什的减税政策，两年后他却投票支持了一个预算方案，该方案使得布什98%的减税方案永久化。

　　其次，桑德斯和川普的“胜算”都可疑——桑德斯已出局，川普上台的可能性也低于希拉里（除非出现某些极端事件）。美国社会更愿意选择“中间建制派”作为自己的总统，或许印证了霍夫斯塔德所说的美国“辉格中间派”传统。

　　针对美国文化越来越两极化的说法，Fiorina曾在《文化战争》中予以反驳。其研究显示，美国人总体而言温和、宽容，道德上不存在重大分歧，美国社会的两极化程度远远小于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程度。Abramowitz在《消失的中间派》中也指出，美国政治的两极化与其说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变得水火不容，不如说是一系列政治构架的变化迫使政治家不得不回应更极端的声音。（比如，初选的出现使候选人必须先通过“本党选民”的把关才能走向全国选民，问题是在政党初选中，踊跃投票的往往是少数立场坚定、激烈的积极分子，温和的候选人很难通过这一关。参见AlanI.Abramowtiz,The Disappearing Center,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

　　再次，制度上而言，美国复杂的政治制衡也不大可能一夜之间消失，这将使美国的“宿命”只能缓慢呈现。比如，选举人团制度或许会相当程度上延迟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政治后果（比如，虽然西裔亚裔人口比例将大大增加，但如果他们不分布在“政治摇摆州”，那么他们对选举的冲击就会被大大稀释。），而司法审查制度在很多历史时刻成为政治激变的急刹车。如果说“一元化民主”是民粹政治的核心特征，那么美国要从“多元式民主”走向“一元化民主”，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穿过。

　　但长期来看，美国政治的未来却令人担忧。固然，一种理想的情形是，美国主流政党通过吸收部分民粹议程来推动温和改革，以此防止革命或者“反革命”，正如历史上所发生的那样。

　　从代际观念变化出发，美国未来的最乐观情形，是通过又一场“进步主义革命”（桑德斯革命）将美国建设成一个巨大的、社会主义欧洲式的国家。但是，且不说欧洲自身也正在陷入“左右两极化”，问题在于，当美国不再是美国，由于全球安全体系、贸易体系和创新体系的变化，欧洲还能否是欧洲？并且，当欧美的代际观念继续左转，观念的多元性迅速消失，又有什么力量能够防止桑德斯成为查韦斯？

　　如果说乐观的情形是美国的欧洲化，悲观的情形则是美国的拉美化。无数研究显示，美国当代政治两极化程度是二战以来闻所未闻（无论是最高法院法官投票的不相上下程度，或两党在国会中的投票与“对方党派”的距离，都显示政治的两极化在显著加剧。），而两极化——正如埃及、泰国、阿根廷等地历史显示——对于政治发展极为不祥。

　　问题在于，很难看到滋生民粹精神的土壤会在可见的未来消失。滋生左翼思潮的“权利观念泛化”趋势还在继续，可能突破“平民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平衡点，形成“平民主义”对“精英主义”的压倒性优势，而右翼在左翼攻势下越来越绝望愤怒，以至于“狗急跳墙”，也可能变成一种极端主义势力。

　　持续的政治僵局和频繁的街头运动还不是最糟的情形，拉美化的最经典局面，是左翼通过其“数量优势”不断赢得选举，并逐渐将分立制衡的“多元式民主”改造成赢者通吃的“一元式民主”，而右翼在选举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之后，开始诉诸政变、暴力和极端主义组织。这一情形如果出现，不但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西方文明的存在性危机，而且意味着二战以来大致维持了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国际体系的衰落。

　　到那时，世界将向何处去，会否堕入一个无序的“自然状态”甚至一个核扩散深渊，就难以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