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方管控分歧机制再升级

　　中美军方

　　管控分歧机制再升级

　　联合参谋部和参联会分别是中美两国军方的军事决策最权威部门。

　　在这两个部门之间建立对话机制，一方面层级很高，另一方面也能针对实质问题展开磋商。如此前双方同意建设的“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将能通过这一平台加以落实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齐龙 李纯

　　8月16日，来华访问的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乘专机从北京飞抵沈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司令员宋普选陪同下，他观摩了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进行的一场实兵进攻演练。期间，这位美军高级将领不时举起望远镜观察演习情况，甚至从座位上站起来眺望。

　　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高层军官几乎从未参观过该地区。

　　中国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中心主任周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美国高官在中国观看演习确实比较少。此次接待邓福德来此参观，体现了中方对其访问的重视，也是对美国的一种善意。

　　中国是邓福德此次韩中日之行的第二站。在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中，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分别接见了邓福德；邓福德还与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共同签署了《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

　　长期研究中美防务关系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签署的文件是两军指挥系统层面的首个对话机制框架文件，有助于中美两军之间的危机管控。

　　成熟的两军关系

　　8月15日下午，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在北京八一大楼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举行会谈。一见面，房峰辉和邓福德就寒暄起来。这是时隔不到两个月，两人的再次会面。

　　此前，在6月2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了首轮外交安全对话。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和房峰辉，以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共同主持了这次对话。作为美军现役最高级别的将领，邓福德也参加了对话。

　　双方在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就包括“尽早实现两国防长互访、美军参联会主席访华”。

　　邓福德的来访恰逢朝鲜半岛局势升温。朝鲜军方威胁用“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美军基地所在地关岛周边进行包围打击，外界由此关注邓福德与中方官员互动是否会涉及朝鲜问题。

　　但长期从事对外军事交流工作的周波表示，邓福德此次来访的时机与半岛的形势没有直接关系。周波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高层交往计划一般早在此前一年就开始制定。邓福德访华原计划于今年6月进行，但由于美国国内的原因，推迟到8月。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邓福德来访时间并不是临时决定的，而是双方最高层推动的结果。他的来访也是为了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

　　在今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的海湖庄园会晤中，双方同意建立更加稳定化的机制安排，宣布启动包括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内的四个全新对话机制，以取代先前的高层对话机制。双方还同意努力扩大互利合作领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并强调要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

　　邓福德为期3天的对华访问，延续着两国在安全领域积极展开对话、深化合作的势头。除了与房峰辉举行会谈外，邓福德还会见了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这期间，邓福德表达了美方愿与中方一道，按两国元首规划的框架和达成的共识，共同寻求扩大合作领域，推动两军关系取得更大进展；同时两军要建立并发挥沟通协调机制的作用，增进互信，减少误判和摩擦。

　　8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来访的邓福德一行。习近平强调，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稳定因素。他表达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积累更多成果”的意愿。

　　接见过程中，邓福德向习近平主席转达了特朗普总统的问候，表示特朗普期待年内对中国进行访问。邓福德说，在两国元首的有力引领下，中美两军关系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可以说，美中两军关系已是一种成熟的关系。

　　“八月危机”下的积极互动

　　8月16日上午，邓福德一行乘专机飞抵位于沈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驻地。随行报道的美国记者对行程设计显得十分兴奋，起飞前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消息，并配上了中国军方人员前来为邓福德送行的图片。

　　2014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来华访问时，曾获邀前往北京某士官学校，参观了该校的训练和模拟演练。而邓福德此行获得了更高礼遇，得以观摩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开展的一场实兵进攻演练。

　　这也是中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以来，首次有美军高级别将领参访战区司令部。

　　“这是比较大的创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徐弃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中美军方高级别官员互访时，从未设置过观看实兵演练的环节。“这显示出解放军的自信心、开放性，以及对于推动中美两军交流和中美间互信的诚意。”

　　就在邓福德启程前往沈阳前一天，朝鲜官方媒体公布的一组照片，显示该国领导人金正恩正在查阅向关岛附近发射导弹的战术地图，但朝鲜最终并未如期实施发射计划。

　　8月14日，邓福德结束对韩国的访问飞抵北京展开对中国的访问当天，美国国防部网站刊文称，邓福德此行“是支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威慑朝鲜的外交和经济行动的一部分，为了让朝鲜承诺弃核并终止导弹试验”。

　　从8月13日抵达韩国乌山空军基地，到8月16日访问了位于朝鲜半岛北面中国沈阳的北部战区司令部，邓福德此行恰好围着朝鲜南北划了一道弧线。

　　“访问沈阳应该是美方自己提出的。”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中心主任赵小卓表示，按照惯例，美国高官访华行程需要双方的协商，中方会有建议，美方也会提出要求，最后协商达成一致。

　　对于这一关乎地区局势的热点问题，中方与邓福德也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8月1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北京八一大楼会见邓福德一行时强调，中方坚持认为对话协商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唯一有效途径，军事手段不能成为选项。当前有关各方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

　　范长龙还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推动有关各方相向而行，共同为解决朝核问题、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而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推文称赞金正恩作出非常明智和合理的决定后，“八月危机”的紧迫感有所缓解。

　　邓福德在北京会见媒体时谈到，当他即将离开北京时，内心感到鼓舞。联合国安理会8月5日一致通过涉及朝鲜的第2371号决议，“有力地宣布了国际社会对朝核问题的看法”。

　　“我希望有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和平解决这一问题。”邓福德说。

　　就在邓福德抵达北京展开访问当天，中国正式加入新一轮对朝制裁行列。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公告，自8月15日起全面禁止自朝鲜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水海产品。

　　但从邓福德的言辞中，也能看出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红线”。对于新近离任的美国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认为对朝问题上不会采取军事解决方案的说法，邓福德回应称，“如果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绝对是可怕的。”可是他还补充说，“允许金正恩开发出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来威胁美国，并继续威胁该地区，也是无法想象的。”

　　积累正能量

　　8月17日下午，邓福德在北京举行小规模媒体见面会，总结此次访华行程。他表示，与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房峰辉共同签署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是他此行的主要成果。

　　根据该文件，中美两军将于今年11月在华盛顿在这一架构下展开首次会谈。

　　从1998年建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起，中美两军多年来逐渐建立起了不同的对话磋商机制。

　　2015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美期间，两国签署了《中美陆军交流与合作对话机制框架文本》。同年9月，双方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正式签署，标志着“两个互信机制”建设也取得了新的成果。

　　中国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中心主任周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相较于以往限定于单个军种之间的联系，此次双方签署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是一份中美战略层面加强互信的文件。这一对话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在中美两国的海陆空三军之上，建立起更高层级的协调机制。

　　周波认为，在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之间建立对话机制，一方面层级很高，另一方面也能针对实质问题展开磋商。例如，此前双方同意建设的“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将能通过这一平台加以落实。

　　“什么是‘重大军事行动’，对中国和美国来讲，不是一码事。”周波说，比如中国关心美军在周边领域进行了哪些军事行动，但美国则关心中国太空计划、核项目发展，能否像中俄间一样建立起中美间的导弹发射通报机制等，双方关注点不太一样。

　　“我们(中美)之间已经有了多种沟通方式。我们正在寻找的是一种在实际危机中反应更灵敏的、全天候的通信方式。这也是我们正要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邓福德也谈到，开拓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有效对话的渠道，以管理危机和减轻误判的风险，“是我们与中国发展两军关系的核心”。

　　习近平在会见邓福德一行时也谈到，近年来，两军在加强各级别交往对话、推动军事互信机制建设、深化务实合作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次还签署了《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这些将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希望双方相向而行，用好现有合作机制和平台，为两军关系积累正能量。

　　在邓福德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在一些有分歧的议题上也坦诚相见。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会见中就指出，美方在台湾问题、在中国周边部署“萨德”系统、美军舰机在南海活动、美在我周边海空域抵近侦察等问题上的错误做法，给两国两军关系和双边互信带来很大消极影响。

　　周波表示，中美两军正在加强双边的合作与交流，并有了有越来越多的合作空间，但在很多根本性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中美两军交流的确是越来越丰富和成熟，但最大的问题是，美国以立法的方式限制了美军与中国的交流。”周波指出，美国2000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规定了在12个领域不能与中国进行交流，导致两军只能在反海盗、救灾等人道主义领域中进行交流，两军交往仍受到了相当大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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