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挤进藤校 父母“没苦硬吃”

　　沈腾和马丽新上映的电影《抓娃娃》最近很火，但看得我十分揪心。

　　很巧的是，就像剧中“练废的大号”，刚好我也有一个哥哥，他从小不太擅长学习，大学时在一个中外合办项目“混”到了本科学位。

　　而我虽没有经历剧中所谓的极端“穷养”，也并非学霸，但我的父母也通过一种跟剧里特有、相似的“PUA（心理控制）”、“苦难教育”和“放养”方式，成功地将我塑造成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经常思考人生的人。

　　这种方式的副作用是牺牲一部分心理健康，但好在一波三折后，我成功入读了藤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父母的“放养”似乎又变得合乎情理。

　　但留学后，当我频繁反思自己18岁前接受的教育，我还是希望父母不那么“放养”，许多苦或许就不必承受了。

　　最好的鸡娃不是送她去补习班

　　而是“Gaslighting”

　　Gaslighting（煤气灯效应）是一种心理操纵的方式，本质上属于一种心理虐待。

　　“你太敏感了。”

　　“我从没那么说过，都是为了你好。”

　　“其他人都没有意见，所以只有你一个人有意见。”

　　“你很懒，不付出一分努力。”

　　社交平台上，关于亚洲父母的梗太多了，其中一些并非完全戏谑、没有道理，比如说“东亚父母一生拧巴的爱恨”，还有“东亚父母的爱都有利息”。

　　我18岁之前没出过亚洲，但根据我和身边同龄人的感受和观察，煤气灯效应在东亚家庭里可是太常见了。

　　在成长过程中，我总会因为父母的教育观而感到矛盾：

　　他们从不对我的学业表现、升学路径，甚至人生方向，表现出过多关注，却老是在意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事，甚至在我表现出上进心时劝我不用太努力。

　　我的父母没有上过大学，但仍旧获得了世俗的成功和财富，他们自然也无法体会教育的重要。

　　甚至在求学路上一些关键节点，他们反倒成了“阻碍”。

　　坐在高中校园路旁复习考试

　　我出生在重庆渝中区——没错，就是游客们常来参观的十八梯附近，我在那里上到了幼儿园。

　　虽然重庆是二线城市，比不上北上广深教育资源丰富，但渝中区也算是当地教育资源集中的区域。临近有着重庆最好的小学，比如人和街小学，巴蜀小学等。

　　然而，父母却放弃了幼升小的便利，举家搬迁到郊区，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我也因此上了郊区城区辖区的小学。一来是老房子在景区河边边，周围非常吵闹，他们说，希望我能有个舒适的睡眠环境，二来，他们可以将我和哥哥甩手给外公外婆，自己继续忙于工作。

　　小升初时，我又遭遇了同样的事。

　　通过提前招生的奥数考试，我拿到了市里非常有名的初中——巴蜀中学的入学资格。虽然当时年龄小，但从班主任眼里能看出对我挺有期待的。

　　然而，父母最终选择让我去了一所离家更近、并且辖区内可以给成绩优秀者免学费的普通初中。

　　父母总是强调“我们家可不看重学历，只看重做人的本事”，但我隐隐感觉到他们更在意生活的便利、以及缩减育儿时间跟精力，全身心投入工作。

　　邀请同学一起看我参加的艺术展览

　　出国，我想逃离温室

　　计划出国，也完全在父母意料之外。

　　疫情那两年，我萌生了出国的想法。因为上网课，我突然多了很多“自由”时间。

　　那一年，15岁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除了高考，还有出国申请名校这样的方式。看到同龄人可以举办自己喜欢的活动、大把的时间参加体育运动，简直太酷啦。

　　我当时如饥似渴地在网上刷这些信息。思来想去后，决定跟父母聊聊。

　　听到我想去英国读高中，父母直接吓崩了——“女儿是不是精神出了问题？”

　　请想象一个文文静静、在家里不爱说话的孩子，看起来既没有自我照顾的能力、也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更没出过亚洲，突然说要去十万八千里的地方读书。

　　还好当时想去的是英国，再换个小众国家，父母可能会怀疑我是不是遇上海外诈骗了。

　　他们再三斟酌，最终认为出国读“水本”“水高”没有必要。父母也没有时间陪读，投入产出比也未必划算，最终还是找了折中方案——先让我就读国内AP课程，本科再出国。

　　对于未知的人生轨迹，父母是担心的，他们也总以对抗的方式去理解我。

　　比如常在家族群里转发这样的文章：“千万不要把孩子送出国，相当于花钱把孩子送给美国了。”

　　喜欢看电视新闻的外公也总担心我在国外会遭遇极端事件。

　　这种矛盾感在我留学后延续至今。

　　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暑假要找实习和research，也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在校内打工，换取根本不够花但是可以自己支配的钱。

　　记得有次父亲对我说：“我养你一辈子，你不需要担心什么。”这反倒让我害怕。即便他们真能养一辈子，我也不可能依赖他们一辈子。一旦丢失了去看缤纷世界的自由，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

　　女孩要自立自强，这在我们这一代愈发重要。

　　曾有位喜爱哲学的朋友给我分享了许多女性主义的好书，最令我开悟的是这样一句话：

　　“女性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每一种事物都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奋发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听说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达极乐的天堂。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这也是让我害怕的：被父母的金钱和甜言蜜语养废了，最终成为短视的、无用的温室羔羊。

　　乖乖女的反抗

　　如果不是因为我一路“反抗”，争取更多的自由和隐私，也没有今天如此能独立应对生活挑战的我。

　　说起反抗，也是格外惨痛的经历。

　　隐私的伤痛

　　高一时，我父母经常翻看我的手机。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小的创业项目，他们美其名曰帮我看看客户进账，帮忙收转账红包，实际上是查看群聊天记录、与同学的聊天话题，并怀疑我是不是早恋了。

　　事实上，05年出生的我，在19岁前没有任何恋爱经历。但这种行为却让我对隐私侵犯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前几天，我和一位同学出去玩时，请他帮我拍照，当他拿起我的手机时，我竟然感到一阵紧张，担心他翻看。这样的应激反应算是父母给我留下的烙印。

　　自主筹备留学

　　当时父母对我选择去美国留学持保留态度——“女孩子适合去英国，不适合去美国”。

　　于是我决定主动出击。不论是选国际高中，还是本科申请，还是到美国后准备本科转学，都是我自己寻找资源、中介，面谈顾问老师，研究学校信息，做好准备工作。当父母看到准备工作如此充分，只差他们做选择，用银行卡交钱了，他们也就无法再反对。

　　这个过程里，我也学会最重要的沟通方式——“以理服人”。

　　早期跟父母发生争吵时，我还会自己生闷气，但到后来，就不再泛起情绪的波澜。我给他们科普美国的教育体系，解释它与国内的不同，讲述每个学校的录取率和排名。这些信息让他们逐渐理解我的选择，虽然他们未必完全赞同，但至少减少了对我反对的声音。

　　和朋友暑假一起在nyc逛逛吃吃

　　家庭教育师的挫折

　　高一时期，父母为我找了一位家庭教育师，非常昂贵。“名校毕业当住家教师，月薪上万”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们家。

　　但这位老师不仅经常在半夜打电话监督我背单词，还命令父母没收我的手机，让我十分反感。背单词还需要请人来催吗？

　　更何况，我需要在互联网上联系朋友们一起做活动、做项目、刷外国网站了解更多资讯。这位强势老师的行为让父母和我之间的不信任感，越埋越深。

　　这种高压管理让我感到极度叛逆，甚至对学习产生了抵触情绪，高一的GPA只有3.5左右，这也使得我在本科申请时，只录到了Top40的美本，虽然也很不错，但远低于我的期望。好在大一时，我积极研究转学，最终成功转到哥大，目前准备就读于计算机专业，辅修艺术。

　　哥大转学offer开箱视频，也是和朋友一起度过，图片来源：小红书“陈狸狸在美国”

　　对父母之爱的确认

　　尽管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种种矛盾和反抗，我与父母最终还是找到了和解的方式。这种和解不仅在于对彼此的理解，更在于他们在关键时刻对我的支持。他们还是爱我的，这是我们相互理解的基石。

　　对我学“艺术”的尊重

　　作为传统的Asian Parents，父母非常希望我能学医或者律师，认为“学历不重要，但家里有个医生或律师，那就是全家人的福气”。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尊重了我的最终选择，让我可以学fine art艺术。我最终选择将艺术和理科结合，走上一条跨学科之路。

　　家境尚可的最大好处是，他们从不担心我是否能找到工作，但很关注我是否能把一件事情坚持做下去——毕竟我们家的人吃饭都从不靠学历。

　　前段时间，我打算转向，将计算机专业作为重点，只辅修艺术专业（因为哥大的visual art program没有艺术史那么出彩，很多课我已修过了，不想继续），父母很关切的问，是否又要放弃喜欢的艺术了？

　　我们聊到了很多关于未来方向的规划。目前我的创业项目需要计算机方面的技能，再和艺术结合，否则既无卖点，也无法与合作伙伴们沟通。了解到我并非只为赚钱，或是向现实妥协，父母渐渐理解了，还告诉我：“不要为了钱去做太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人比人永远是没有尽头的，知足就好。”

　　这种尊重让我逐渐确认了他们的爱，感受到了一种自由和信任。

　　也许，他们真的是担心孩子走太远不放心。在他们心里，或许川美和重大已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了，如果我在国内，再忙碌，也能常常见面了。

　　也更感激的是，他们从不计较对我的付出。毕竟学艺术，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父母虽然一边骂我三分钟热度、喜欢的艺术媒介换来换去，一会拍电影、一会画画、一会摄影、一会又喜欢唱歌和cosplay二次元了，但在经济上从不亏待。

　　他们支持我在不满18岁时，一个人在外地甚至美国待几个月，住酒店或者租房、住老师家进行集训。这样的自由程度是令很多家庭艳羡的，出身在这样给我自主规划权限的家庭的我同样是幸运的。

　　在纽约与外国友人们一起进修，参观Chinatown的艺术家画廊

　　父母的改变我也看在眼里。

　　母亲为了更好地了解我的生活，逐渐开始学习英文。她向我表示，等再过几年退休了，可以备考托福，考虑跟我一起到美国生活。家里有小辈准备走体制外路线时，她也不再反对，甚至还帮忙提供了建议。

　　尽管父母有一些偏见，但他们也在努力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通过这些努力，我慢慢理解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也更珍惜我们的家庭关系，也对以后如果我有了孩子，该怎么培养亲子关系有了更多的思考。

　　从孩子的视角来看，我想给“鸡娃”或者“不鸡娃摆烂”的家长都说一下：

　　不是每个孩子都与父母的人生理想相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梦想和目标需要去实现。给孩子最稳当的人生规划当然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尊重孩子的想法和选择，他们才是最终对自己人生承担后果的第一责任人。